中国各区域农业因其生产要素空间分布极为不均，更多地体现出区域性质。一般认为，中国东部地区资本要素丰富，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要素丰富，而东北地区则是土地要素丰富。研究也普遍认为，现阶段中国区域间农业发展水平差异大、发展不协调问题突出。

　　但是，几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基本问题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区域农业要素禀赋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内在逻辑究竟是什么？不断改变的要素禀赋对农业发展有何影响？文章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探讨。

　　要素禀赋，又称为要素丰裕度，最初是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比例，主要应用于国际比较；后来，这一概念被逐渐引申至拥有生产要素的各类产业部门、组织甚至个人。要素禀赋是经济活动的客观基础，它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暗示了经济增长潜力，决定了区域比较优势，引导着产业作出最优技术选择。

　　现实世界中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是不均衡的。对要素禀赋概念的运用，实质上是将空间维度纳入经济分析之中。经济发展总是伴随着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流动，从而改变区域要素禀赋结构。正如皮埃尔•菲得普•库姆斯等（2011）把工业化称作区域现象而不是国家现象一样，中国各区域农业因其生产要素空间分布极为不均，更多地体现出区域性质。一般认为，中国东部地区资本要素丰富，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要素丰富，而东北地区则是土地要素丰富。以来，中国农业部门各生产要素的数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是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农村出现了“空心化”；二是日益增长的农业投资，导致了农业“资本深化”；三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农村土地资源日趋紧张。

　　国内许多学者都从区域视角对中国农业要素禀赋变化进行过十分有益的讨论。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区域间农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区域间农业发展不协调问题突出，区域要素禀赋资源对农业生产效率的高低和生产方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许多文献分析了区域农业要素禀赋的差异、区域农业要素禀赋对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影响等，但似乎都未将中国区域经济的基本结构考虑在内，因而无法确切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中国区域农业要素禀赋变化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为此，本文以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1991）为代表提出的“核心—边缘”模型为基础，探讨中国区域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变迁的逻辑，提出了三个，并运用资本深化系数、资源禀赋系数和要素结构指数进行了验证。

　　有学者将要素分为区域性要素和非区域性要素：区域性要素具有非流动性、不可复制、不可替代和动态性的特征；非区域性要素是可流动的要素，它可以沉淀到区域性要素中。一些研究表明，农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土地等区域性要素的制约，但资本、劳动力等非区域性要素却对区域农业现代化发挥着关键作用。

　　不过，传统的区位理论在讨论经济活动的要素流动规律时，要么前置区域差异，要么加入市场力这个外生因素，使相关分析难以有严谨的数学表达。新经济地理学（也称“空间经济学”）模型则把主流经济学界长期忽视的空间维度纳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其开创者克鲁格曼（Krugman，1991）在D-S模型（参见Dixit and Stiglitz，1977）的基础上，提出了他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边缘”模型（CP模型）。该模型假设世界经济中存在以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方式生产同质产品的农业部门（或农产品）和以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方式生产差异化产品的工业部门（或工业品）。同时，该模型还假设资源禀赋、生产技术（以生产函数表示）和消费者偏好都相同的两个区域间的贸易成本遵循“冰山运输成本”；该模型的内在动力是厂商和劳动者（消费者）的区位选择行为（即“本地市场效应”） 。初始状态下，两个区域的要素禀赋是对称均衡的，而一旦某个偶然事件了这种均衡，厂商和劳动者（消费者）就会发生区际转移，并且这种趋势还会不断累积（即“循环累积效应”），最终形成“核心—边缘”的经济空间分布。“核心—边缘”模型对区域间或城乡之间经济非均衡发展的过程有较强解释力。不过，许多学者在运用该模型时往往以工业企业或城镇为研究对象，鲜有人探究农业农村究竟会发生怎样变化。

　　中国经济是典型的大国经济，存在着多个克鲁格曼意义上的“核心—边缘”区域 。许多研究常常依据研究对象把中国划分为“三大经济带”“四大经济区”“七大经济区”和“十大经济区”等。本文着眼于考察农业要素禀赋，力图与国家相关政策中的划分方式相衔接，主要采用“四大经济区”的划分方法。综合前人的研究，本文认为：就全国范围来看，中国东部地区位于Brun et al.（2002）所说的“沿海－内陆”格局中的沿海地带，本地市场效应最为明显，因此，东部地区是全国范围的“核心－边缘”结构中的核心区，其他地区处于边缘区；就各区域内部来看，城市属于核心区，周边广大农村属于边缘区 。这种双层“核心—边缘”结构，是中国区域经济的基本结构，也是本文考察区域农业要素禀赋分布的必要框架。

　　农业要素禀赋分布主要是指农业劳动力、农业资本和农用地的分布，它们的变化率直接关系到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趋势。本文通过研究假设，提出了考察期内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率、农业资本投入增长速率和农用地面积变化率均值的三个并进行了验证。

　　一：东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速率最高。“核心—边缘”模型认为，本地市场效应是使厂商和劳动力（消费者）从欠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聚集的基本动力，这一动力在循环累积效应的作用下得以不断增强。厂商聚集和劳动力聚集的实质就是区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这意味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水平越高，对劳动力的吸引作用越大。由于跨区转移成本的存在，这种吸引作用将率先在“城市—周边农村”层面发生。结合中国国情来看，东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明显快于其他地区，对本地农业劳动力的吸引作用也会明显大于其他地区。因此，本文认为，东部地区农业劳动力区域内转移速率高于其他区域。在区域间，由于“核心—边缘”模型假设农业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因而处于落后地区的边缘区的农业劳动力在区域间转移时只会向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的核心区（东部地区城市）转移，而东部地区则基本不存在区域间转移。但是，区域间转移成本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因转移带来的福利增长，因此，东部地区与其他区域的农业劳动力区域间转移速率的差距仍可能大于非东部区域的农业劳动力区域内转移速率。从理论上看，东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速率可能最快。

　　二：东部地区农业资本投入增长速率最快。“核心—边缘”模型提到核心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可能会出现“扩散效应”，即当所有厂商都聚集在核心区时，如果某个厂商迁移到边缘区，该厂商就有可能成为该行业在边缘地区的垄断者。农业资本要素变化主要有农业资本的积累和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出现的“资本下乡”（即扩散效应）两种方式。可以推论，越发达的区域，其区域内农业资本投入增加得越快。这是因为：第一，由于本地市场效应，越发达的区域，其工业品制造成本的降低越有利于该区域的农村家庭积累剩余。第二，越发达的区域对农产品的需求越大，由于运输成本的存在，一个地区的农业投资主体（、企业、农户等）会优先将资本用于本地区农业，当出现明显的资本边际收益递减作用时，才会出现跨区域农业投资。因此，东部地区农业资本投入增长速率快于其他地区。

　　三：东部地区农用地面积变化率极低甚至为负。农用地是区域性要素，不会在区域间流动，只会由于城镇化等原因在城乡之间出现量上的消长。随着厂商和劳动力（消费者）向某区域不断聚集，他们对土地要素的需求也会激增，从而有将周边农用地转换为城市用地的经济动机。这种状况也将首先出现在最发达区域的边缘区。可以推论，由于城乡之间土地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越发达的区域，农用地也将减少得越快。结合中国国情来看，中国一直以来都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城镇土地扩张受到约束，农用地面积在土地整理、补贴激励等项目和政策的推动下，还可能出现适当增长。因此，处于全国核心区的东部地区的农用地面积即使没有减少，其增长率也是最低的。

　　为了验证上述三个，本文利用29省（区、市）1990～2014年相关数据，分别运用过去常用的资本深化系数、资源禀赋系数和要素结构指数三种指标对中国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四大区域的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变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第一，就劳动力要素而言，东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速率相比于其他地区更为迅猛（均值为-1.77%，绝对值高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速率均值为-0.62%；始料未及的是，四大区域中东北地区出现了农业劳动力的正增长。（“核心—边缘”模型中论述过边缘区的逆工业化现象，即工业发达的核心区会因为农产品需求增长而鼓励边缘区的劳动力从事农业。有数据显示，东北地区制造业长期低迷，近几年来每年外流超过200万人口（姜玉等，2016），然而，该区域农业劳动力数量却出现了逆势增长。从“核心—边缘”的逻辑来看，东北地区作为全国边缘区可能出现了逆工业化现象，该现象强化了原有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业部门。关于这一点，还有待深入研究。）综合来看，测算结果验证了一，即农业劳动力转移速率在东部地区最高。除去东北地区这个特例，西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速率最低。如果考虑到处于全国核心区的东部地区几乎不存在农业劳动力向其他地区转移的情况，则测算结果可证明，东部地区与其他区域的农业劳动力区域间转移速率的差距大于非东部区域的农业劳动力区域内转移速率。

　　第二，就资本要素而言，东部地区农业资本要素在初始占比很高的情况下，增长率仍然是最高的。这一结果了二，即越发达的区域，其农业资本投入增加得越快。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农业资本要素禀赋在1992年、2000年和2004年这几个农业政策出台的关键年份有明显提升的现象，说明农业政策对农业资本有重要引导作用。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农业资本投入增长速率一致，这无疑与东北地区农业在国家中的战略地位相关；中部和西部地区资本要素结构指数能够勉强维持，则可能有赖于国家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和农村的大规模财政投入。

　　第三，就土地要素而言，1990～2014年各区域农作物播种面积变化不大，只有东部地区出现了负增长。这一状况也验证了三，即东部地区农用地面积变化率极低甚至为负。不过，从测算结果来看，四大区域土地要素结构指数总体上变化不大，这可能与国家长期以来对农村土地的严格管控分不开。

　　Brun et al.（2002）和潘文卿等（2008）的研究表明，中国核心区对边缘区的经济外溢效应十分有限。本文的测算结果支持了上述结论：无论是区域间还是区域内，农业要素流动总体上是有利于东部地区的，尽管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出现了固化，但各区域之间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在不断扩大。从劳均农业增加值和劳均资本存量来看，1990年时，东部地区劳均农业增加值分别只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32倍、1.54倍，但2014年时，这一差距扩大到了1.56倍、1.65倍；1990年时，东部地区劳均资本存量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差距分别为1.9倍和3.47倍，2014年扩大到了3.17倍和6倍。

　　本文沿着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边缘”模型，在结合中国区域经济存在的“东部地区—其他地区”和“城市—周边农村”两个层次“核心—边缘”结构的基础上，对农业劳动力转移速率、农业资本投入增长速率和农用地面积变化率在这两个层次上的变动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了中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变迁的内在机理；同时，本文还阐释了资本深化系数、资源禀赋系数和要素结构指数的关系，并对中国1990～2014年区域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变迁趋势进行了分析。分析发现，就全国而言，与农业现代化水平最为相关的两个指标——劳均农业增加值、劳均资本存量呈不断上升趋势；就各区域而言，这两个指标在四大区域间的差异仍然十分明显，呈现出从东部、东北到中部、西部由高到低的排序；25年来，各区域的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东部地区资本要素丰富、部地区劳动力要素丰富、东北地区土地要素比较丰富的基本事实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在要素禀赋结构固化现象背后，可能是区域之间农业发展水平差距的板结。未来如何实现区域间农业协调发展，将会是一个重大课题。本文最后验证了理论分析部分提出的三个，并认为无论是区域间还是区域内，农业要素流动总体上是有利于东部地区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