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不仅了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而且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中国外交和全球理论的精华，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其核心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并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广泛的全球共识、深厚的价值基础、重大的价值超越和深刻的哲学意涵等特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联合国宪章》旨、共商共建共享、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整体文明观和可持续发展等原则，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全球普遍安全、测试你的古代身份促进全球发展与生态治理、加强世界文化交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的重要智慧，不仅赋予国际关系和人类文明进步鲜明的中国特色，更使得中国占据了世界秩序变革的高点。其必将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塑造更加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共创人类美好未来的伟大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内容提要】“一带一”具有区域主义属性还是多边主义属性在学术界存在很大的争议。对这一问题的判断不仅决定着“ 一带一” 的范围和治理结构，而且决定它的发展径选择。因此，讨论这一问题对于理解、建设“一带一”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经济学意义上，作为一个大国提出的国际合作战略，“一带一”需要以构建多边合作机制、服务于全球贸易投资化为最终目标，但它的起步阶段应该是一种区域合作机制。这是由中国实现和平发展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内外部所决定的，也是贯彻正确义利观的必然要求。承认“ 一带一” 的区域属性并不否认它最终具有多边属性。与现有规则导向型区域合作机制相比，“ 一带一” 呈现出发展导向型特征。因此，作为一种新型的、发展导向型区域合作机制，“ 一带一” 能够发挥其全方位对外的职能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内容提要】美国的对华战略一直以来都是由安全与经济两个核心维度构成的，它们分别反映出地缘和国内两种逻辑。因此，这两种逻辑的互动决定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从安全维度看，战略制衡和战略克制是两种基本形态；从经济维度看，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两类政策取向。基于此，安全与经济的不同组合形塑出美国历史上的三种对华战略：地缘逻辑主导下的遏制（战略制衡+经济民族主义，1949-1971年）、地缘和国内逻辑交互主导下的接触（战略克制+经济主义，1972-2008年）以及双重逻辑共同作用下的对冲（战略制衡+经济主义，2009-2016年）。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的对华战略已为国内逻辑主导下的挂钩（战略克制+经济民族主义）这一新形态。然而与此同时，一种以地缘逻辑为基础的强硬对华战略思维正在成为美国主流政策精英的共识，并逐步开始作用于特朗普的对华外交实践。因此，美国对华战略的未来将取决于地缘—国内双重逻辑的互动和博弈。

　　【内容提要】随着中美主导权竞争加剧，亚太国家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深受影响，美国亚太盟国更是在一定程度临着联盟与选边的双重困境。美国亚太盟国如何应对中美竞争，既有研究从国内、联盟、结构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四个视角进行了分析。作者尝试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分析美国亚太盟国在中美之间的“动态平衡”战略。国际层面主要关注体系压力，国内层面主要聚焦战略偏好与共同利益。研究发现，美国亚太盟国为了缓解其所面临的双重困境，依据其面临的双重困境强弱，会基于战略偏好和共同利益在中美之间实施动态平衡，其战略选择体现为暂时优先考虑中美一方的单向动态平衡或双向动态平衡。为了便于更加清晰地理解美国亚太盟国的动态平衡战略，作者以2016年因“ 萨德” 入韩所导致的“ 韩国转向”和杜特尔特上台所引发的“菲律宾转向” 进行了案例研究。对于中国的政策而言，美国亚太盟国并非一味地美国，而是希望在中美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尽可能地兼顾经济和安全利益。中国应尽可能地去调适美国亚太盟国的战略偏好或利益关系，进而影响它们的动态平衡战略。

　　【内容提要】在伊斯兰教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哈里发制度经历了从早期实践及其理想化到中世纪的历史倒退，再到近现代重建“哈里发国家” 的与实践以及2014年“伊斯兰国”重建所谓“哈里发国家”的历史逆动，其历史演变和影响的复杂性亟待通过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予以。中世纪伊斯兰教学者所阐释的哈里发制度是根据四大哈里发时期的实践进行总结的理想原型，他们围绕设立哈里发的必要性，哈里发的理想人格、产生方式、来源、决策方式等问题形成了某些共识，但也存在严重分歧。在中世纪，理想的哈里发制度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和异变，突出表现为哈里发世袭制、人格严重退化、教权威弱化、以及“哈里发国家”、多个哈里发并存等现实。近代以来，无论是近代的复兴运动和主义，还是现代伊斯兰主义，都不同程度地有重建“哈里发国家”的思想和实践，但无一获得成功。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重建所谓“哈里发国家”的实践，则完全是打着教旗号行极端主义和之实的历史逆动。历史和现实表明，哈里发制度的适应性和正当性日趋，任何重建哈里发制度的实践都了社会现实和时代潮流，也无法获得实现。如何解决与、与团结、教与国家等矛盾的关系，是伊斯兰文明复兴与重建必须解决的问题。

　　【内容提要】现有国际关系理论阐述了产生不同类型的“小国集团”的主要因素，但并未讨论小国集团形成共同对外政策的必要条件。在现有理论基础上，作者提出，“小国集团”的政策协调对象是解释“小国集团”是否能够形成共同对外政策的关键因素。若“小国集团”仅试图协调对某个小国或某个大国的政策，则“小国集团”可以形成共同的对外政策。若“小国集团”试图同时协调对某个小国和某个大国的政策，则“小国集团”无法形成共同的对外政策。作者选择1922-1938年的小协约国和1921-1939年的波兰—罗马尼亚联盟作为检验上述理论的案例。1922-1934年，小协约国只协调针对匈牙利的政策，并形成了共同的对外政策；1935-1938年，小协约国试图同时协调针对匈牙利和的政策，没能形成共同的对外政策。与之类似，1921-1931年，波罗联盟只协调针对苏俄（苏联） 的政策，并形成了共同的对外政策；1932-1939年，波罗联盟试图同时协调针对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的政策，没能形成共同的对外政策。根据这个理论推断，如果东盟只协调针对中国的政策，那么很可能可以形成共同的对华政策。

　　【内容提要】关系具有正负两面性。其中，关系的负面性是指行为体在关系联结与互动过程中所承担的风险和付出的代价。关注关系的负面性，有助于我们理解行为体之间相互弱化彼此身份认知的消极互动：关系的负面效应催生特定身份与其反向身份之间产生角色规范不协调与行为预期不匹配的身份错位，进而引发彼此在不一致方向上高强度往来的互动失衡，最终使得互动双方围绕不对称关系的疏密程度而陷入方担心“被—被离心”、弱权方忧虑“被—被抛弃” 的关系困境。美国和巴基斯坦对于两国不对称反恐联盟在“议题伙伴”与“安全盟友”之间的身份错位引发双方在充分行动配合与实质安全合作之间的互动失衡并最终使得美巴双边安全关系陷入疏密失宜的两难困境就是一个。鉴于此，行为体之间的身份互动应该根据双方共有的关系基础而确立适宜的交往边界并保持恰切的关系距离，以期缓解关系的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