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刚：伴随着数字技术飞速前进，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塑世界的力量。它不仅带来效率的提升，而且推动着商业模式创新和组织模式变革。劳动力市场也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不断革新：人工智能推动制造业领域工作模式变革；平台组织模式重组了部分服务业；数字平台和各类数字基础设施大幅度降低了创新创业的门槛，创意阶层涌现；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浪潮迭起。这些变化共同推动了新就业形态的快速发展。

　　张成刚：一是创造。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就业形态，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成为我国新增就业的主要来源。平台组织的出现，带来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交易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以前由于交易成本过高而无法出现的工作出现了，因而工作岗位数量大幅增加。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年）》 指出，2017年我国约有7000万人通过网络平台提供相关服务，并且这一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

　　二是匹配。平台型组织可以直接连接供给和需求，打破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形成供给者和需求者的实时匹配。供需双方的搜寻成本大幅度下降了，效率得到巨大改善。滴滴平台中，全国范围内司机和乘客的平均匹配时间仅16秒，效率远高于传统的出租车。由于打破信息不对称，原本缺乏市场的农村特色商品，可以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找到销。目前，阿里巴巴的2118个淘宝村已经创造了130多万个就业岗位，推动了部分年轻劳动力回流创业。

　　三是赋能。比匹配更为重要的是赋能。赋能是指利用平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优势，为劳动者提供智能设备、交易支付、信息服务等基础工具，从而帮助劳动者更高效、欲女经更智能地完成工作。例如，滴滴平台可以通过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系统，预测任意时间段各个区域的订单需求和供给分布状况，有序调动人员车辆，通过径规划、预估时间等全局优化交通运输效率。未来人工智能可以提供大规模解决方案，帮助探索新领域，扩展人类能力，替代人类完成任务。例如， “数字孪生”已经在制造、医疗、建筑等领域成为人类智能的强力助手，未来也将成为劳动者完成复杂工作的助力器。

　　创造带来大量新增岗位，为劳动者解决就业困难问题。匹配和赋能提升劳动生产率，这是改善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根本。可以看到，我国新就业形态的就业质量，远远优于传统非正规就业，甚至在一些方面优于正规就业。

　　张成刚：我国新就业形态的发展界范围内处于前沿，这既体现了我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也意味着我们在制度供给上进入了“无人区”，需要面对大量发达国家所未遇到的问题与挑战。

　　首先，思想观念稍显滞后。如果继续沿用工业时代形成的概念体系和思维框架，可能阻碍劳动者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步伐。

　　例如，简单地把新就业形态等同于非标准就业，认为新就业形态就业质量低的观点，就是沿用了工业时代的判断，没有看到新就业形态所依据的生产力基础完全不同。

　　再如，工业时代的观点认为工作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始终是一对矛盾体，但是新就业形态中灵活性和稳定性就可以有效统一。新就业形态出现后，应对很多既定的劳动力市场的观念进行革新。

　　其次，思想观念转变不及时，导致行动不够迅速。数字经济时代在规模和速度上的变革是空前的。目前大家普遍担忧的是，劳动者转型的速度跟不上技术进步的速度，会导致大量劳动者被淘汰。

　　目前，具备数字技术与行业经验的跨界人才供不应求，初级数字技能人才的培养跟不上需求的增长。2018年十九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强调抢抓发展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就业提质扩面互促共进。

　　新就业形态出现后，大家普遍担心的问题如对当前劳动力制度的冲击、劳动关系认定困难、各活动主体间的权责关系确定困难、监管困难等，都可以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并且也只可能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不转变观念，不开始行动，不仅使劳动者无法适应快速的变革，也会阻碍我国经济竞争力的提升。

　　张成刚：一是支持分享经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创业带动就业。在用地、税收、社会保障等方面应给分享经济、数字经济创业者提供政策支持，支持专业服务机构在人力资源、办公软件、财务和法律等专业知识、信息化方面提供专业服务，帮助创业者降低创业成本。

　　二是依托平台企业发展，扩大平台的就业带动规模。推动技能、生产等领域分享经济平台的发展，鼓励新就业形态平台吸纳灵活就业。鼓励建立和发展各类生活服务平台，鼓励传统企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三是创新公共就业服务功能，服务内容与政策补贴覆盖新就业形态，推动与平台企业协同治理平台空间。

　　四是推动教育系统适应数字经济时代，提升劳动者数字技能，提升人力资本投资中对软技能的培养，如领导力、团队合作能力、创造力等。

　　五是探索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社会保障方式。逐步界定平台企业与平台参与者责任划分，鼓励平台企业使用商业保险承担工伤、医疗等责任。

　　劳动者方面，在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者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个体能力得到增强，劳动价值得到提升。借助低门槛的各类数字基础设施，劳动者有充分发挥创造力的空间，大规模创业将会出现。

　　组织方面，除了传统类型企业外， “平台+小微组织”的模式将大量出现，成为吸纳就业新源泉。小微组织借助平台赋能，实现更为专业的产品和服务供给。 “平台+小微组织”构成了共同发展的生态系统，该系统中每次出现新的价值点，都会产生新的工作岗位。

　　收入分配方面，掌握了数字技能的劳动者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获得收益，劳动者收入得到提升。但同时也可能出现数字鸿沟，不具备数字技能的劳动者收入下降，收入分配差距加大。

　　就业质量方面，新就业形态的就业质量将提高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并外溢到劳动力市场，使得非正规就业者整体的就业质量得到改善。但与此同时，劳动者个人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对部分风险承受能力弱的劳动者不利。（黄晓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