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定于4月21日上午9：00，在中华世纪坛大屏幕厅举行第九期“经济每月谈”，本期主题为2010年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暨研究发布。中国网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下载报名表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朋友，今天在这里我们即将举行第九期经济每月谈。在开会之前，请全体起立，为在玉树地震中遇难的默哀。

　　现在我们开始第九期经济每月谈，发布2010年第一季度CCIEE的中国经济指数、发展方式转变指数、大商品价格指数和上海航运指数，及人民币汇率研究报告和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本次经济每月谈邀请CCIEE常务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郑新立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大家欢迎。同时邀请来的还有CCIEE研究部张永军研究员和王军博士，对他们的到来我们表示欢迎。

　　为了对主讲观点和理论进行点评和互动，我们邀请CCIEE常务理事、原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张祥教授做点评专家，大家欢迎。邀请CCIEE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教授担任点评专家；邀请中国银行经济研究所良所长；中国民生银行授信评审部石杰总经理；国家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研究院五位专家对主讲嘉宾的观点进行互动和点评。今天参会还有来自有关单位的领导、会员代表、企业家、专家学者，还有界的朋友们，对你们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欢迎。

　　首先请第一位嘉宾王军博士介绍CCIEE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指数、大商品价格指数和上海航运指数。

　　今天我代表国际中心发布2010年一季度的经济指数，同时今天发布的在会后也会发表在我们的网上，欢迎大家浏览。

　　从我们编制的这两个指数来看，先行合成指数，也就是红色的线，平均领先一致合成指数半年左右，我们清楚地看到，先行合成指数2008年10月份的时候下到了谷底，随后出现了明显的V型回升。从这个图还可以看出，近期中国经济先行指数的变化，去年11月份处于峰值，随后下降阶段，我们预计，一季度合成指数近期也会停止上升。现在一致指数还在处于上升的趋势当中，现行指数已经拐头向下了，2009年一季度基数较低的影响，今年是中国经济指数的一个峰值点，刚才发布的数据是11.9，预计今年二三季度经济增速会有所下降。

　　从反映中国经济所处状态的警情指数来看，中国处于黄灯区，接近于了。虽然和中国经济在2009年初基数低有很大关系，但是说明目前中国经济调控的重点向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方向转变。蓝色的是CPI，红色的是先行指数。从先行指数的历史数据来看，每次消费价格出现拐点，半年前，先行指数都能给出信号。从这个图可以看出，先行指数2009年1月份达到谷底之后，今年1月份处于明显回升的阶段，V字型的趋势，先行指数也没有像综合指数那样拐头向下，预示着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消费价格仍然有一段持续上涨的空间，应该是大幅领先CPI。一个是出口的先行合成指数，一个是出口的变化。

　　中国出口情况看，2010年出口出现大幅度好转，回升幅度超过了2009年回升幅度。而且从近期出口先行指数变化来看，一季度还是处于显著上升通道当中，也预示着今年二、三季度中国出口可能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强的回升势头。

　　从一季度指数情况来看，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一个是整体上大产品价格稳步振荡走高，而且应该说一二三月份的数值达到了2008年底经济复苏以来的新高，延续去年末上升趋势，从具体点位来看，综合指数一月份是148.8点，二月份159点，微幅上升。2009年1月份基数比较低，同比涨幅比较大，同比上涨得非常快，环比一月份下跌，二三月份上涨。一方面大产品走高，主要由于主要经济体的工业需求强劲反弹，带动了商品价格攀升，特别是国际油价，2009年一直处于振荡攀升的趋势。另一方面，大商品价格振荡走高还受美元的流动性以及美元指数变化的影响，较宽松的流动性，体现了整个国际大商品的价格。而且美元指数，从另一方面了大商品价格的走势，一季度还是微幅上升的势头。同时加上经济复苏的质量并不很高，有一些自然因素的原因，干旱、飓风、地震等等，是振荡上升，不是单边上升的态势。

　　另外，美元指数这个图上来看，和大商品比较，绿色这个线是CRB指数，和美元指数相比，略微有一些反常，我们这个指数是上升得比较快，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主要是因为去年中国经济迅猛增长，带动了对原油进口与铁矿石出口大幅攀升有关，这反映了中国经济运行的情况。CRB指数反映得比较少，铁矿石没有，包括原油这一块，我们是出口大国，综合指数出现明显上升的势头。考虑综合因素比较少的CRB指数上升幅度比较平缓。

　　从几个分类指数来看，综合指数以及工业品指数、农产品指数也有一些特点，相对来讲，在结构当中，工业品价格上涨比较快，农产品价格波动相对比较稳定，红色的是工业品的价格指数，绿色的是农产品价格波动。一季度工业品价格同比涨幅达到40%，农产品涨幅分别是11.4、25.8和16.2。其中一个工业品比较特殊的是稀土价格，同比是在下跌的。

　　国际大商品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国输入型通胀的压力，强化了通胀预期，而且从长期趋势来看，大商品价格上涨对国内通胀肯定是有一定影响的，因为这些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价格上涨都加大了国内企业的成本，推动了成本，形成了新的涨价因素，先是传导到国内原材料市场再到产成品市场，成品油价格在提高，而且带动了相关的煤炭、钢铁、金属等等，都随之水涨船高。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上游、中游、下游三个价格指数，也可以看出，我们国家PPI上游、中游、下游三个价格指数，最的线是价格指数，绿色的线是当月同比，红色的是PPI工业出厂价格指数，浅蓝色这个是原材料供应价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上游价格。PPI同比1月份-3月份从4.32上涨到5.9，PDRM这个上游价格，蓝色的线，上升的最快。中游的价格指数在中间，传导到下游CPI的时候，相对来讲缓和一些，最主要的是传导不畅，以及成品油价格在CPI比重比较小的原因，大商品价格上涨对国内物价产生一定的压力，倒是由于传导的因素还需要有一段时间，现在还没有很明显的反映到上游的价格以及工业品的价格。但是这种影响，应该说还会产生一些间接影响，对CPI走高不会起到主导的作用，现在还看不出主导的作用，这是国际大商品价格指数。

　　第三个指数是我们的CCIE上海航运指数，受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和中国宏观经济数据明显向好的影响，一季度三个月，全球航运市场总体出现平稳运行态势，这三个月的指数，一月份是94.62%、二月份是89.11、三月份是97.80。因为这是一个景气指数，从景气角度来讲，一季度还是处于微幅的不景气状态，我们从历史的数据来看2007年、2008是高点，还是属于微幅不景气。

　　分市场来看，红色中间一条线是上海航运指数，紫色的线是干散货市场，绿色的线是干散货新增船的订单量，从干散货市场来看，尤其是干散货当轴的三大市场，铁矿石一直保持比较高的水平，运量保持比较高的水平，带动了铁矿石运价和新船订单的增加。煤炭市场同样在中国制造业需求带动下也是呈现出比较好的水平，还有粮食运输市场表示相对来讲是比较平稳的，和历史常态是持平的。三种主要货种，铁矿石、煤炭、粮食运输市场，共同推动了全球增长的优势，摆脱了低迷，但也仅仅处于微弱景气的状态当中。

　　油轮市场的情况还不如干散货市场，因为石油价格居高不下，以及世界节能减排措施的影响，石油需求增长比较缓慢，石油运输市场也是不温不火，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同时燃料油价格居高不下，使运输市场处于微弱不景气和较不景气状态之间。新订单量、燃油指数、燃油贸易量，三大市场当中，最令人担忧的是集装箱班轮运输市场，全球消费市场的低迷使班轮市场运力没有出现令人期待的复苏迹象，尽管采取了一些措施，运力增长，但是供求没有很好的改善，虽然有局部的部分航线运价上涨，但是没有改变集装箱市场整体供大于求的局面，特别是随着今年有一些超大型万箱集装箱的不断交付使用，集装箱运营市场比较恶劣。

　　最近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班司应对恶劣市场，降低了船舶运行航速以降低单位油耗，减少亏损，但这不是很好的办法，因为运速都是经过技术经济论证的，合理航速下经济性最好的，如果单方面降低航速来降低成本的话，实际上全国每年的有效行情数据，实际上并不能起到很好的节约成本的作用。其二，由于所运载货物航运时间加长，使货主库存成本增加大于运输成本降低，也会导致产品成本的上升。预计在第二季度，随着铁矿石谈判尘埃落定，铁矿石市场会趋于稳定，甚至出现部分回落的情况。原油市场，随着夏季到来会略有增长，但是班轮市场部分航线会出现上涨，但是总体是比较低迷的情况，所以预计二、三季度，市场仍然处于微弱景气和不景气之间。

　　谢谢王军博士给大家汇报了CCIEE三个指数，三个指数的报告会发在CCIEE网站上，同时欢迎大家对我们的研究指数给予和。下面请第二位嘉宾张永军博士汇报一下人民币汇率的情况。

　　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有机会在这里代表我们国经中心研究团队介绍关于人民币问题研究的一些新的。这里面有我们所有的研究人员包括郑主任的研究，在这里我作为一个代表，向大家做一个介绍。

　　在这里我把我们系列的研究综合了一下，分成这样几个方面来介绍。最近国际上尤其是美国，各个方面对中国人民币汇率频繁施压，尽管提到的各种口径不是很统一，但是比较核心的一个观点，要求人民币升值，主要理由是因为现在人民币经常项目存在比较大的顺差，尤其是前两年顺差规模比较大，危机之后实际上已经有所调整了。另外一点，为什么美国给我们的压力比较大，因为我们中国对美国的顺规模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认为他们施压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在这里我们做一个介绍。

　　第二点，因为最近无论是美国的议员，甚至包括一些知名学者，他们在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就是美国的彼得森国际研究所，大家有一个报告，他们是根据叫基本均衡固定模型，估算人民币的均衡水平，根据他们这个报告，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我们把他们模型的缺陷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第三点，我们在讨论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模型的基础上，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来看，从历史经验来看，从的经验来看，汇率都要适合一国的发展水平、发展阶段的。

　　第四阶段，专门介绍一下八十年代后期，日本、主要国家当时汇率升值的一些情况，他们升值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应该说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比如说美国130议员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美联储在参政两院经济联席会议上做证词的时候也提到人民币汇率升值，在上影响比较大的，像诺贝尔得主克鲁格曼讲到人民币需要升值等等观点。在这里，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一个主要的根据，就是现在中国经常项目存在顺差，尤其是中国对美国经常项目顺差规模比较大，占P比较高，占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比重也很高，这就是一个依据。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讲的是，从的宏观经济学，或者一般的贸易理论来讲，我们都能看到，影响国际贸易的因素不仅仅是汇率，影响因素应该说很复杂。一般宏观经济学教材上我们能看到，影响双边贸易平衡状况的，有双方国内的需求，另外有经济结构，汇率当然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它的汇率影响程度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因此单纯依靠调整汇率来消除双边的贸易不平衡，实际上很难做到，而且效果未必是很好的。

　　从理论角度是这样，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经验也能证明，单纯靠汇率升值是不能消除双边不平衡的。最近上包括很多研究机构都讲得比较多了，关于八十年代后期，像当时日元、马克对美元升值幅度都在一倍左右，但是这种情况下，并没有使日本和对美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消除。像的贸易顺差，当时在马克升值将近一倍的情况下，反而占经济比重是明显上升了，这种情况是一个。在这里，我还可以讲一个例子，比如说欧元区二十多个国家实行统一汇率，当然由于价格水平的差异，会造成实际汇率是有所差异的，但是不管怎么讲，在这种情况下，欧元区二十多个国家，我们看他们经常项目平衡状况，占P的比重情况是千差万别的，比如说顺差比较大的、、荷兰等等国家，顺差都在10%甚至10%以上；但是逆差比较多的，像西班牙、希腊，包括葡萄牙等等国家，他们经常项目的逆差占P的比重要超过10%。作为实行同样货币的国家，经常项目的平衡状况差异如此之大，显然可以说明，汇率尽管是一个影响因素，但是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从中国目前经常项目顺差的情况来看，我们的经常项目顺差受到的影响因素当然非常多，这里面有国际经济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国际分工的原因。比如说现在我们对周边的日本、韩国，包括我们国家的省这样的经济体，我们是逆差，但是他们过去对美国的这些顺差转到我们这边来了。另外跟中国的发展阶段有关系，我们在这个阶段可能储蓄率比较高，也可能造成顺差比较大，另外跟我们的要素结构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的劳动力比较充裕，我们适合发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项下的顺差造成我们比较大顺差的原因。这里面还有产业结构的原因。前不久人民大学一个课题曾经分析过欧洲和美国的产业结构，供给结构和产业结构两方面的差异能看得出来，这些国家出现逆差是必然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无论是美国的还是其他研究机构的，他们把顺差作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一个理由，我觉得不是很充分。

　　彼得森的模型范围比较广，而且影响比较大，这个研究所的研究员威廉姆森、克莱，还有原来的勃尔德斯坦等这些经济学家，包括他们所长弗克森，还有在中国比较有名的拉迪，他们经常到美国参政两院，对美国对外政策上的影响常大的。他们通过模型计算，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被低估了41%，再加上这样的数字被美国的议员引用，被诺贝尔得主克鲁格德曼引用，在全球造成的影响就很大，给我们人民币升值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还引用了其他一些智库的结论。彼得森研究所的报告份量比较重，引用的次数比较多，对政策的影响也比较大。

　　在这里面，彼得森研究所的模型最基本的一个思想，是通过有效汇率的变动，再加上汇率变动之后影响到出口产品双方贸易价格的变动，进而造成了一个国家如果汇率升值的话，出口会发生变动，汇率变动通过价格传导出口，有一个弹性，会造成经常项目差额有一个变动，占P的比重有一个变化。因此，他们认为，通过汇率的调整，在他们的模型里，就是通过汇率的调整，来达到所谓内外的同时均衡，他们经常项目的差额占P的比重在负的3%和正的3%之间。当然，其实美国这种选择，它也知道它的这种设定不是很合理，有的很难实现，比如说在设定负的3%到正的3%的范围的时候，石油输出国就要求他有顺差，因为他们对美国是大量的石油出口，这时候要求逆差，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另外，出口价格弹性就是根据出口价格之间的关系，而且认为汇率的变动完全传到价格上，这种说法也是不合理的。

　　这样比较粗糙地估计人民币汇率水平的结果，竟然都被美国的议员甚至像诺贝尔得主这样大牌的经济学家引用，向人民币汇率施压，常缺乏经济分析基础的。

　　汇率实际上常重要的一个变量，它是联系国内外经济的最为重要的纽带，而且它能引导国内外资源的配置，因为汇率本身是货币的比例，是影响价格的，而价格是引导资源配置的最基本的手段。

　　从的发展经验，也包括的一些教材，比如说克鲁格曼自己编的《国际经济学》里面就提到一国的发展水平和一国的价格水平之间，是有非常密切联系的，但是现在克鲁格曼为了人民币的问题，把这个抛到了一边，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像我们用人均P反映的话，的汇率实际上有一个逐步向购买力平价所决定的汇率水平接近的过程。

　　在经济发展比较低的国家，一般设定的汇率或者市场汇率水平，是合理的购买力平价所决定的汇率水平，差距是比较大的，随着人均水平的提高，逐渐接近购买力平价所决定的汇率水平。这里我们用了E就是汇率，P就是购买力评价，我们看到随着人民币水平的提高，有一个逐步上升的过程。我们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是截面的数据。我们根据IMF的数据，大概有将近180个国家，所有国家的EP比例和汇率法算出来的美元额，可以看得出来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有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关系。在这个图上看到，我们中国跟这种经验关系，这种趋势比较常靠近的，我们也把这个作为重要依据说明人民币没有被明显低估。

　　当然，这个数据是根据汇率法算出来的人均P美元额有关系，如果汇率被低估的话，可能在估算人均P时也会造成偏差，我们根据购买力平价法，这样的经验规律还常好，而且还是存在的。

　　刚才我们看的都是截面数据，看一个时间序列的数据，在这里我们选了一个韩国的情况，韩国从七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是韩国经济起飞的阶段，经济发展比较快，因为有的国家经济一直不发展，不适合作为比较好的样本。但是韩国、日本这种情况比较好，韩国的情况可以看得出来，沿着一个趋势线在波动上升，而且能看到前面两次比较高的偏离趋势线年的时候，韩国出现一次经济衰退，1997年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这种情况都说明，汇率的升值如果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超越了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容易出现问题。

　　我们不光是看了刚才截面数据，把韩国作为时间序列的样本展示出来，还可以看到，在八十年代以来，很多国家出现危机前，当时的汇率和购买力平价所确定的汇率之间的比例，可以看到有一个快速上升的过程，这个上升的过程一旦和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话，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大多数都出现了经济危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出现这种情况。最近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像希腊的危机，从1999年进入欧元区之后，它的汇率和购买力平价比例快速上升，九十年代末，欧洲国家发达国家的英国，1992年的英磅危机，包括1990年前后的北欧三国的金融危机，都能看得出来，当时汇率过度升值之后，造成了国内经济出现了衰退。

　　八十年代中后期，《广场协议》之后，几个国家对美元升值的一些情况，其中也有一些教训。当时除了日元升值之外，马克升值和日元基本相同，比如说到1990年前后，马克升值幅度甚至超过了日元升值幅度。我们在这里做比较，一个是汇率升值造成的影响，另外也是从中看不同国家应对本币升值的时候，采取不同的货币政策，这种货币政策的差异造成经济发展之中的差异比较明显。这个图主要是讲这几个国家当时汇率的一个变化，我们把月度值变成季度值，1985年的一季度我们能看得出来，当时升值幅度都比较大。由于货币升值之后，再加上当时这些国家担心货币升值之后对各自的经济有影响，还实行了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当时这些国家都出现了资产价格泡沫，当然这种程度不是很一样。

　　在这里面我们能看到，比如说我们重点要比较的是日本和，粉红线是日本，线是，我们能看到股市的变化，日本当时的上涨幅度要比上涨幅度大。在这里有一个图，找不到比较好的数据，但是我们也有比较，我们能看到更重要的差别是当时日本和的房地产价格，这个差别常大的。

　　几年期间，日本的房地产价格，用消费价格缩减之后，房地产价格上升了70%多，快一倍。但是当时在这种情况下，只上升了5%左右，一个是股市的泡沫，要比日本轻得多，另外房地产方面，没有泡沫，日本的泡沫非常严重，这就造成了后来日本和的经济实际出现了非常大的差别，日本失去了十年，现在看不止失去了十年了。而，在两德统一之后，经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很快就缓过劲来了，了比较好的发展轨道，在这个过程中，两国货币政策上有一些差异。

　　在八十年代，一直到2000年，不同阶段的平均增长率，我们能看到，破裂之后，1991到2000年的阶段，日本的经济一直没有得到好转，其他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从平均增长率都能看到。

　　我们还想讲一点，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实际上从购买力评价的角度能看得出来，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应对货币政策上有差异之外，本身货币升值来讲，跟国内水平相适应的比较来看，我们能看得出来，日本的汇率，在1985年的时候，它的汇率和购买力平价决定的汇率，实际上已经有点高了，当然这个仅供参考。而稍稍低于购买力平价的汇率，可能本身有小幅的升值空间，而日本的升值空间本身就很小，或者说没有，这种情况下尽管升值幅度一样，因为基础条件不一样，造成后来的差异比较大，这是1985年的情况，我们看得出来，是在趋势线下面，而日本在趋势线年的情况，经过大幅度升值之后，也到了趋势线，但是实际上偏差还不是很大。日本汇率升值之后，所处的已经远远要高于发展水平和购买力平价所决定的正常的汇率水平，我们能看到，在1990年的时候，当时的、也是远远高于趋势线的，这也是他们后来出现经济衰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当然，关于购买力平价的研究，好多研究认为这种方法有一定的问题，我们能得出来，这个线美元之后，是比较好的，5000美元之前，人均收入水平更低的时候，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是太好，而且差别比较大，但是我们的研究里，这里没有图，但是我们看，把低收入国家都去掉，我们只看OECD国家，这个关系依然存在，日本的汇率本身就是在趋势水平之上的，实际上当时没有特别大幅度升值的空间，是在趋势线之下。

　　另外，相关的一个，比如说搞世界经济史比较有名的欧洲经济家麦迪逊做的世界经济P统计数据和相关重要数据统计里面，有一个简要的结论，在1985年的时候，几个主要国家货币对美元，按他的估计有小幅的升值空间，高的百分之十几，低的百分之十不到。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都看到了，日本、升值一倍，其他国家少的也升值60%，当时他们普遍的升值幅度都太大，不光是日本，后来法国、意大利等等国家，经济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像英国，1992年之后也出现了问题等等，在那个阶段升值幅度较大应该说都是有关联的，那么当然这个图，我们刚才讲了，除了汇率水平之外，与英币升值政策有差异，这也是后来经济实际之间出现明显差距的线

　　我们能看到，黄线是的，粉红线是日本的，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日本在超低利率的水平上停留的时间比长得多，这也是日本当时出现泡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当然这个图我们要说明的是，在这里，我们所使用的利率，的指标不是同一个指标，的绝对值比较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的自身的时间比较是有意义的，能看得出来利率本身升降的变化。

　　我们刚才讲了，根据EP比例和人均购买力平价法P之间的关系，目前中国EP比率，实际上没有明显偏离这一趋势，应该说，跟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大体吻合的，这不像我们之前，如果把中国的数据划成一个时间序列的话，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在1994年那次汇率之前，从八十年代初一直到94年那一次，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比例是高于人均P决定的水平，我们当时的汇率不断贬值是有合理依据的。到了1994年，当时汇率大幅度贬值，是合理的一个选择。之后市场汇率出现了升值的过程，又慢慢地回到了人均P决定的趋势水平附近。

　　我们根据这样一个比率，根据这样一个方法与模型，估算了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水平，我们认为，目前人民币汇率没有明显低于合理均衡水平，人民币不需要升值，目前的情况跟中国目前经济各方面的情况是比较吻合的，如果升值的话，会带来一系列不良的后果。

　　大家都知道，目前中国在危机后，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非常突出，去年大国里是中国和印度，当然我们比印度的增长还要好得多，再加上我们的经济规模要比印度大得多，因此中国经济在抵御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说按照现在美国所要求的，我们人民币大幅升值，这种情况很可能会造成中国经济比较好的增长势头会被打断，不利于世界经济复苏。

　　我们能看到，2005年以来，实际上人民币无论对美元也好，另外根据实际有效汇率也好，名义有效汇率也好，无论哪个指标，人民币升值幅度已经足够大了，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明显升值，未必能把中国的顺差调下来，因为我刚才讲了，这些顺差跟加工贸易、跟其他因素有关，而不是汇率造成的，反而有可能对中国的价格体系造成冲击。我们都知道，国际经济学上会讲到，汇率的变化对于贸易品的价格和非贸易品的价格影响是不一样的，如果升值幅度比较大，造成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价格体系比较大的冲击，造成我们国内价格体系的扭曲的话，显然对我们经济发展产生明确的不利影响。

　　另外，我们也可以讲人民币的升值不仅不利于中国，其实也不利于美国，一方面，在目前中国保持这么好的发展态势的情况下，像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进口大幅度增长，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已经大幅度减小，我们的不平衡状况实际上得到很大程度的校正了。如果我们继续升值的话，因为中国商品，一些日用品占的比重大，其他国家未必能替代中国的商品，这样就有可能损失美国广大中低消费者的利益，他们购买商品要花更多的钱。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这么多人在失业，如果人民币再升值，商品价格再上涨，会对他们造成更大的不利影响。如果说升值的话，这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尤其是美国的公司，在中国投资规模也很大，这样对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利润也会产生明显的挤压作用，这也是不利于美国经济恢复的。

　　综合这些方面，我们把一系列的做了一个简要性的介绍，我们认为，目前人民币如果像国外要求的那样，比较快地升值的话，对美国，对中国，对世界经济，都是不利的。

　　谢谢张永军研究员代表CCIEE给大家汇报一下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也是当前国际经济、世界经济的焦点、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对世界主要经济发展国家的博弈是中长期的过程，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这个问题。下面请CCIEE常务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郑新立教授就我国的经济形势作主题报告。大家欢迎。

　　大家上午好，刚才王军同志和张永军同志分别对我们国经中心近期的研究进行了发布，包括经济指数在一季度计算的情况以及对人民币的汇率的研究，特别是张永军在他的发言中，对美国彼得森研究所利用错误的数据，运用错误的方法，对人民币汇率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而且在美国甚广，他们的研究对这一错误结论进行了的驳斥。我们的这些分析和研究是以科学为基础的，科学来不得半点的。彼得森研究所他们把错误的结论提供给美国的议员，达到一种目的，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能够把他们错误的地方让知晓。我们这两个研究人员都是年轻的很有才华的研究人员，现在演艺界叫“新星”，我们CCIEE推出了王军、张永军两个新星，我相信他们的研究是很有力的。

　　接下来我想就一季度的经济形势做一个分析。国家统计刚刚公布了一季度经济运行的各方面的数据，我想讲的题目就叫经济回升势头强劲，结构调整亟待加强，关于一季度经济形势的分析。

　　今年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达到了11.9%，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2%，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历任同比增长119.7%。这三个数据集中地说明了我国国民经济在今年一季度保持了去年下半年以来回升向好的强劲势头，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高效益的良好局面。概括一季度经济运行的特点，有这么四个特点给大家概括一下：

　　一是内需对经济增长继续发挥主要拉动作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25.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7.9%，其中汽车销售增长39.8%。这三个数据说明我们在扩大内需方针的下，内需驱动型的经济增长不断得到强化。去年我们在出口下降16%的情况下，依靠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投资，实现了8.7%的经济增长速度。国外的经济学家对此作出了一个评论，说“2009年中国经济运行的实践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从外需驱动型转变为内需驱动型，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转变”。这个评价我认为是合乎实际的。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来看，内需驱动型的经济增长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是符合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因此常可喜的。

　　二是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的局面开始出现变化。一季度投资的增长速度比去年同期回落了3.2个百分点，而消费的增长速度比去年同期加快了2.9个百分点。尽管变化的速度不是很快，因为这需要有一个缓慢的、长期的过程来调整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的局面。但是出现这样一种变化，说明我们的经济运行正沿着转变发展方式的方向有了可喜的进步。因为转变发展方式的第一个转变就是要调整需求结构，要适当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一季度的数据说明，我们整个经济运行的方向是按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第一个要求来运行的，因此是可喜的。

　　三是出口增长由负转正，进出口趋于平衡，一季度的出口同比增长28.7%，扭转了去年大幅度下降的局面。进出口的顺差144.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79亿美元。进口增长了64.6%，出现了超常增长，这说明中国经济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大的发动机，其拉动能力不断增强。一季度我们出口增长百分之六十几，这界经济增长史上也是很少有的，那么这个增长说明我们对其它国家的商品的吸纳能力大大增强了。从这里面受益的国家，受益最多的是一个是日本，一个是韩国，这两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百分之七十左右都是向中国出口拉动的，尤其是汽车超常增长，带动了日本对中国汽车零部件的增长，对日本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韩国也是这样，韩国这些年是从中国市场上受益最大的，连续多年对中国出口都是贸易顺差，所以有些经济学家提出现在已经到了依靠中国市场来拉动全球经济的时代了。

　　过去很长时间内，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发动机是美国，特别是我们东亚增长模式，主要就是靠美国的市场，靠出口拉动型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包括日本，四小龙都是这样的，现在风水轮流转，转到中国来了，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全球总量中间不大，但是我们的增量在全球是最大的，因此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超过20%以上，超过美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的发动机，这就是预示着今后哪个国家愿意跟我们做生意，哪个企业愿意到中国来投资，哪个国家和哪个企业能够抓住和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像美国议员那种想把中国经济下去，有目的，所以中国已经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拉动世界经济复苏最大的力量。

　　四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速下降有利于改变通胀预期。三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22.5%，比上年末回落5.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长29.9%，回落了2.4百分点，说明去年上半年贷款超常增长的局面已经得到控制，这有利于把目前低通胀的状况继续保持下去，有利于保持经济的稳定。我们M2、M1分别为22%和29%的增长速度，仍然是一个适度宽松的政策，增长速度仍然比较快，但是比去年超常的增长速度略有下降，这是符合我们宏观调控目的的。今年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这个开局增强了全国人民彻底战胜全球金融危机的信心。实现今年宏观调控的目标，我们不在于经济增长速度有多快，关键是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不能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也就是说，我们要在结构调整上取得进展，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

　　今年年初，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负责同志“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讨班”上，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今年我们在保增长方面的压力小一些，我们要集中精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取得突破。这样我们才能为“十二五”的发展鉴定一个的基础，也只有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进展，才能进一步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为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

　　由于转变发展方式，第一个转变是调整需求结构，通过需求结构的调整，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就能拉动今后10年到20年的经济增长，第二个转变调整产业结构，着力发展第三产业，这就可以解决就业的问题，增加居民收入，把结余下来的劳动力吸纳到第三产业来，所以第二个转变也是不可缺少。第三个转变就是把经济增长由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转变到主要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劳动者素质来实现经济增长，这样就能够使我们的经济真正一个又好又快的发展道。所以今年我们要着力扩大居民消费，鼓励民间投资，强化内生型增长机制的作用，要创造条件，使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的宽松货币政策逐步退出。因此，财政政策的运用，应重在鼓励居民消费、鼓励民间投资、鼓励第三产业发展和引导贷款结构优化等方面发挥作用。去年以来我们实施的扩大内需特别是鼓励消费的各项政策，应继续下去，并根据新的情况，采取新的政策措施。

　　要继续防止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产品投资的过快增长，加快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发展，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以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去年在这方面结果可以说是弱化了，去年我们粗钢的产量达到5.6亿吨，钢材产量达到6.9亿吨，水泥的产量达到19亿吨，这个产量占到全世界的50%左右，我们把全世界高耗能类、高污染的东西都拿到中国来生产，我们二氧化碳排放的压力越来越大了，把污染都留在我们这儿了。所以我们要控制“两高一资”产品的发展，向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劳动密集，包括第三产业的发展，它们的发展对能源资源的消耗比较低。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我们把一季度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保持下去，需要密切检测经济形势的变化，见微知著，及时采取有效对策，进行适时的适度调控，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谢谢。

　　郑主任作为一位资深的经济学家，用详细的数据、严密的逻辑、透彻的分析和鲜明的观点对于我国第一季度经济形势回升势头良好给我们作出了明确的指点，同时也增强了我们对于经济平稳运行的信心，同时也告诉大家，全球经济在复苏过程之中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乃至一些潜在的风险，这些风险要引起我们高度，让我们共同维持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平稳运行，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让我们再次感谢郑新立同志的。

　　前几天美国一本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美国正在东山再起》。前一段时间金融危机以来，一下子美国蒸发了9万亿美元的财富。美国许多观点，高债务肆意的挥霍会导致美国不再是强大的帝国。中东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痛批美国领导下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模式等等，但是美国现在正在东山再起，请看一些数据，近13个月来，增长指数在一万一千亿，增长了70%。一季度汽车的销量比2009年上升16%，美元重新又坚硬起来了。

　　另外，2009年第一季度美国P年增长率为负的6.3%，到第四季度就变成正的5.9%，美国用18个月时间就大刀阔斧地解决了财政和货币的政策，美国的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等都把1400亿还清了。我看了有一个感觉，美国之所以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一个是天生竞争的优势，二是强调个人创新，除了个人创新之外，还有系统的创新，创新了新的技术和新的消费模式，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怎么结合中国的情况来注意这方面。

　　第二点，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我觉得跟金融的有很大的关系，金融，前一段时间，我觉得国内这方面的是滞后于其他方面的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将面临着许多瓶颈，加快金融服务业，加快建设中心，突破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性基础。中国已然注意了外需发展，依靠低附加值的商品，贸易顺差拉动了国际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随着全球贸易主义的加剧和国际贸易摩擦的增加，正在着越来越多的外部障碍和越来越大的外部阻力。

　　一方面，国内有巨大的刚性需求的石油、铁矿石和其他重要的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的进口价格不断走高，居于世界垄断地位的铁矿石工艺上的提价，还有华尔街金融界金融过度炒作，陷入了很波动的局面。

　　另一方面，国内过度竞争和过度投资状态下，大量生产出来的是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出口品的价格不断走低，与之相同伴随的是国内严重的、不利的生产条件、微薄的劳动收入和大量企业的情况。国际贸易情况的恶化，表明中国虽然是全球商品生产的大国和贸易大国，但是不能掌握商品定价的控制权，只能受制于人，输出贸易利益无法取得与中国庞大的与贸易活动规模相匹配的正常的经济回报，而且回报的空间也不断受压。

　　中国过度依靠于投资促进发展的模式，随着保增长压力的增加，可能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和扭曲，外部市场加速的萎缩，这无疑在重复投资输送外资增长的经济模式。投资的拉动力达到历史最高的92.3%，1978年到2000年投资增长率平均是36.7%，所以我们经济结构失衡扭曲依然十分严重，所以要特别注重金融体制的。

　　很高兴参加CCIEE的会议。国家信息中心这么多年也在从事指数的研究，指数分析在短期的经济分析里具有相当多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两年中国的股票市场一直走在实体经济的前面，去年8月份，中国股票市场又反映出来了，这些指标对于短期经济分析，并且对带动进一步宏观经济研究决策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CCIEE做了很多指数，这常重要的。

　　我重点对张永军和老郑的讲话做一些点评，我特别同意永军的研究，讲到彼得森模型，实际上我们这二十多年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也发现，2003年以前，中国的进出口价格弹性，包括出口弹性还是比较明显的，当时我们说，基本上可以用“马歇尔条件”拿来解释，汇率的升值在当时的情况下，对解决国际收支平衡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发现“马歇尔条件”在中国不适用了，解释不出来用传统的贸易模型，比如说需求加上弹性来解释，背后是什么原因？可能是一些全球的结构性变化。在我们研究过程当中，永军同志创造出了EP的办法，探讨是不是影响汇率的变动，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对购买力评价的合也需要做一些必要的研究。比如说进行购买力平价的时候，往往购买力平价是很低的，房地产价格是偏高的，有可能在平价的时候，把我们购买力平价给压低了。可能人民币汇率升值，不一定解决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但是做一些必要的修正以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是不是改变一下这些结论。我不知道引用的购买力平价是引用的一些数据是否有用，我主张中国搞出来的数据有可能更加准确。

　　还有一个评论，汇率确实对中国经济影响，汇率的升值，我们发现，汇率快速升值很重要的一个结果，确实是抵压了企业的利润，企业可能把成本到工人的工资上，以此来工资的上升，就有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需求进一步回落，出口进一步增加。实际上我们也发现，日本在八十年代升值的过程当中也有这个问题，产能又过剩的情况下，没有解决国际收支顺差的问题，反而是把国内的需求压缩掉了，中国的这个过程还是很明显的。

　　所以，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是刻不容缓的，我们也赞民币不要扩大升值，防止出现日本1985年过快升值以后的问题，永军的政策上可以再进一步细化。

　　老郑的讲话非常全面、深刻地分析了一季度的分析，总结出的四条常正确的，但是老郑对房地产价格到底怎么看，现在我们采取这么多的措施，这个政策跟2008年相比，我们采取那么严厉的货币政策，这中间怎么去评价？第二，我也感到中国某些方面的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制造业里面的结构，重工业明显快于轻工业五个百分点，在出口那么快增长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的重工业还是那么快？我们的消费增长也快，出口也很快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重工业增长还是那么快？原因是什么？房地产走势怎么看？我希望在座的各位把这个问题让郑主任给我们回答一下。

　　第一，关于价格指数，因为我觉得，国经交流中心推出的几个价格指数确实意义非常之大，这一块首先选择的几个指数非常大，非常有效，同时这几个指数里面，做了一个现在先行的预测，这具有前瞻性的意义。我们想象，就像一个地震发生，如果我们稍微提前一点的时间内把地震预测出来，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减少大量的损失，也有比较好的应对措施。第三个角度，这一块的实用意义非常大，因为中国尤其是大商品交易指数里，对中国的长远发展，大价格指数这个价格的决定权、话语权，对中国来讲是意义非常大的，如果我们在这一块开拓一些工作，确实是很不错的。国家有关机构在海外也对类似的机构，我说的是类似的做这方面工作的机构进行一些投资，将来可以联系在一起，争取在国际大商品中间，价格定价权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这常不错的。

　　第二，刚才张永军研究员就汇率的问题谈了很多看法，我觉得这个问题分析得相当深入，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里面的数据从哪儿来的，从这个角度指出它存在的问题，指出分析的错误，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同时，又从和日本的经验教训里分析出我们应该如何来做，这个意义也很大，再加上还从欧元区里面不同国家面临的不同的状况，得出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方面应该是一种正常的，同时还测算咱们自己项目管理的水平，这常不错的。当然，和日本的经验，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同时我们的时间也做了比较长期的，我们是从二战之后，和日本整个汇率变动趋势，都做了一个初步的分析。

　　我们感觉到，这两个国家虽然是同样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是由于采取的方法的不同，使两个国家面临的状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如说从具体的情况来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两个国家的汇率基本上都是比较稳定的。大体上来讲，经过两三次小的调整，但是在1980年之前，这两个国家是有区别的。1980年之前，基本上通过控制通胀，然后控制资产价格，货币有一定的升值。日本的政策，有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汇率的总体走势上来看，1980年，一个美元兑1.72个马克，日元是到1973、1974年低了一下，然后又上去了，1985年之前，1980年到1985年马克是走了持续上升的阶段，1985到1988年都走了一个下降通道，基本上还是1.7左右，而相比之下，日元就开始从原来很低的幅度，大概是250一个高度，到了120左右，到90年代到了80、79.5是这么一种状况。

　　我们感觉到，有几个角度是值得关注的，从的经验来看，当然跟中国面临的状况不太一致，但是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就是小幅升值还是一定的促进。另外，升值的过程中间一定要控制通胀和资产价格的泡沫。同时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升值的过程中间注意产业结构的调整，因为从这个阶段，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中间我们能够得到一些。

　　第三，关于郑理事长对经济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阐述，理事长当年在这方面也常权威，我们都常赞成的。我有个感受比较深的观点，郑理事长特别提出了转为内需的基本均衡，去年咱们的总体增长是8.7，这里面投资拉动是8，消费拉动是4.6，外贸拉动是负的3.9，今年一季度，改为6.9、6.2和-1.2，说明效果是很不错的。另外一个观点比较深的，就是在进口大幅度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确确实实，从这两年的数据来看，咱们在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中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国家，也有挺重要的作用，就是印度，这里面都是我们比较值得关注的方面。

　　当然，在这里面，从中国长远的发展角度来看，尤其是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思里，有的方面还值得关注。比如说如何解决未来中国消费的持续增长问题，这个消费增长问题，我们个人感觉到，应该是通过城市化解决“三农”，最终促进消费的大幅度增长，如果是一个消费想增长，城里面已经差不多了，光靠这几个城市不行了，我需要把整个中国的二元结构，通过城市化的进程解决掉。这里面有几个条件，一个是城市化的过程，必须伴随而来的，就是你得有一定的产业能够吸纳人员。二是有城市生活条件的时候，还必须把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给割断，这么一来，这一块会伴随中国的消费结构巨大的增长和提升。同时，我们感觉到，中国土地关系的，在过去八十年代初的时候，通过承包制解放了土地，解放了农民，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前三十年，我们认为，假如这方面重大变革，可能推进未来几十年消费的快速增长，原因在哪些地方呢？同样一块地，在你手里不值钱，反过来变一变就值大钱了，这一块收入应该让相关的农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拿到手里，同时能够促进他们的消费。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对我来讲，今天更多的是学习，通过大家的解读以后，一是提升了我们银行业下一步工作的信心，二是也对我们下一步信贷资产的投向和结构调整给了十分好的借鉴。通过今天三个板块的解读，从我们作为银行信贷资产管理的角度来讲，我们可能有一个非常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一定要关注目前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全局性的信贷资产风险。

　　进入一季度以来，随着我国进一步加大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货币信贷的政策有收紧的下，尤其是监管趋严的情况下，商业银行面临着这几年来前所未有的风险的挑战，我觉得主要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从刚才几个指数的情况里看，应该说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增强，引起货币政策变化的信贷风险还是存在的。据说2010年以来人民银行已经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在通过公开市场应用业务，收回流动性，重点引货币信贷总量适度增长方面，应该起到风向作用。4月8日重新启动三年期央票，意味着对流动性的一种紧缩或者通胀预期。从商业银行积存情况来看，流动性的情况反映出两个经营层面的问题，一是实体经济继续出现经营困难，实体经济融资难的情况又有了反弹。二是随着流动性扩充，实体经济融资的成本在不断提高，所以我们觉得，随着这种流动性，可能整体的紧缩或者稍微紧张，是不是会引发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的风险和风险质量，这个情况不容忽视。

　　二是国家宏观经济的资产结构调整力度加强，目前行业洗牌的风险对商业银行来讲比较大。也就是说，今年以来，国务院相关部委近期陆续出台了更加严格的准入标准，落后产能鉴定标准和投资项目审核管理等配套政策，后续还要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进行修订。因此，对商业银行来讲，目前涉足于这些行业的产业的信贷资产的风险，应该说逐步。

　　三是房地产调控的新政频出，对商业银行里讲市场波动风险加大。最近尤其是10号文出现以后，对不合理的住房需求提出了严厉明确的打击房地产投机调控措施。反过来，从商业银行来讲，随着信贷门槛的提高，一旦住房销售回笼放慢，或者外部收紧，部分同价同地、高价拿地、过度依赖信赖杠杆的风险型的资金链面临着严峻的，同样所有商业银行的房地产开发贷款的安全性也面临着严峻的。

　　四是众所周知的融资平台风险。目前，从融资平台风险来讲，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财政部门，都非常关注，监管部门多次提出关注平台风险，并提出明确的监管要求。近期财政部门也正在牵头制定规范性文件，要求对融资平台进行分类管理，并通过完善税务管理体制建立地方负债风险管理指标等措施，强化债务管理。我们觉得，随着规范平台的政策思的逐步明确，传统的一些不确定性风险不断上升，而各家商业银行目前现有存量的融资类平台的贷款也面临着一种风险的和检验。

　　综上四个因素，我们觉得，现实的商业银行确确实实面临着信贷资产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这种挑战就需要我们目前要做好这样三项工作：

　　第一，针对这种流动性风险的变化，一定要做好相关行业的信贷风险的压力测试，就是说应该密切关注宏观经济政策和形势变化，针对流动性冲击，做好情景压力测试和相应的应急处置预案。

　　第二，要围绕国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及监管要求，加强重点领域的风险管控，一定要有一系列加强风险管理的具体政策。

　　第三，要适应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商业银行要加大对中小民营企业战略新型产业以及低碳经济的支持力度。

　　作为商业银行的经营者，我们觉得，从今天的学习过程中，我们收获颇丰，我们觉得，面临当前这种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的风险，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做好风险的管控工作，支持国民经济的发展。谢谢。

　　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三位主发言人讲得都很好，已经讲了四位点评人，意见也非常精彩，我做一点简要的点评。王军同志代表国经中心发布的国经指数的分析，我认为是比较系统的，在数据的应用上比较规范，希望国经中心在此方向上继续前进，把国经指数的分析、测算、评估、预测几个方面都能够继续提高，成为一个日趋成熟、能够在中国和国际经济分析中占有一定地位的指数，成为在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分析中一个比较站得住的品牌，这需要有一个过程，希望大家也关心支持。

　　第二，永军同志关于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分析，我认为针对性是很强的，对彼得森的一些分析也做了比较全面、深入地剖析，两个点是比较好的。一是态度是科学的，从多角度、多因素来评估，而不应该只是一个，当然我没有系统地去看彼得森的分析，它是否只是评价了这么一个因素，我不了解，它如果只做了一个因素，我认为是欠缺的，但是我认为，它这种国际的咨询机构和经济学家不应该只是说这一件事。但是永军是从多角度、多因素分析，我觉得这个态度是科学的。二是，特别是他提出新的分析方法，他在说明的时候，做了几个方面的的分析，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科学的态度。经济的理论是模糊的理论，经济理论很难通过一种纯逻辑的推导去说明它的对错，而要靠在实际中，靠经济实际运转来对照、比照，来校对。所以，他的的方法是很好的、很可取的。他第二个重要的贡献，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第一次提出，如果你是，你是重要贡献，如果是第二个、第三个，是较重要贡献，你还是把它进一步完善了、系统化了，而且能够对彼得森有些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角度、分析子，我觉得在多角度、多因素的分析中，出现这么一个角度和方向，是很可喜的。

　　第三，我支持一下良同志的分析，就是永军在目标的对策上弱了一些，因为他的目标并不是停留在汇率问题上，他的目标说的是你经常项目顺差过大，你没有答他的目标。我们的经常项目顺差是否大？是否长时期的大？是否应该降？是否应该均衡？逆差我没有统计，长时间的大顺差是中国的特征，我没有统计这是多长时间以来的逆差。我认为这常好的信号，但是我不认为它是完全的经济自发的行为，但是这个信号是好的。永军同志对彼得森提出的总目标没有回答，我个人认为，大国的，较大周期之间的指导目标，应该是国际收支较为均衡。我们不排除中国发展的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的一些特殊的情况，可以保持一个时期一定的顺差，但是我不认为应该保持这么长时间，我也不认为顺差如此之大。

　　我不多说了，我们的结果，大顺差上哪儿去了？我们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我们把实物的消耗留给自己，把劳动力的消耗留下，把污染留下，然后我们把大量的实物产品送出去，让别人享受，我们获得了一个符号，一个顺差的符号，一个外汇储备的符号。符号是没有现实意义的，符号只在经济运行的风险中起一个稳定的作用，我们备用来防止不稳定，这个符号过大没有实质意义。我们把大量的实物送出去，以美国人为代表的一批人在享受，而且他还钱不够，没有那么多资本来享受，然后他就借钱，然后我们就把钱借给他。我们给了他实物，然后我们又借给他钱消耗那个实物，人家是房子、吃穿用，我们的房子呢？“”对房子的意见，极高，我们为什么不把房子多盖点呢？我们为什么不把那个符号变成中国的老百姓的房子呢？这是个重要的问题。所以我认为，长期的过大的顺差是不必要的。

　　他说你顺差过高，我说你理由不充分，虽然没有说顺差高，但是由不充分，也是暗含着你承认自己的顺差高了，要不你去辩驳什么啊，你去批什么啊，你去批他理由是消除他的目标，但是我们要正面地答目标，我们的顺差，我认为高了，长了，怎么办？人家说你把汇率升上去，把顺差降下来。我们说我不能升，那你并不能说我不降，我们要说要降，怎么降，不能用汇率或者汇率小用，我赞成良的小幅持续，要升。

　　小幅持续，第一是方向，第二减少对现实经济的振动。所以，两句话，第一，确定不要用那么大的顺差，第二要降下来。但是采用的方法不能只是汇率，汇率是一个角度、一个因素。动，怎么动？升，小幅持续，灵活。主要方式的答案在哪儿？我们没有答，我也没有全面的研究，我认为应该有若干的方式降下来。我今天主说一项，就是适度地适时地调低出口汇率，我们去年拉动经济防止经济过渡下滑、保增长一个重要措施，力度相当大。我认为我们在出口退税的问题上有一些误区，比如说维持出口商品不含流转税，是国际惯例，错了。国际惯例说可以，没有说必须。我在十几年前发过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的退税是适度退税的方面，我们的税制结构不一样，美国人的税制结构是直接税为主，他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源于企业和个人收入所得的社保税，这三项占他财政收入90%多，中国的流转税，对商品销售额征的、消费税、营业税占70%，我们退的是这个流转税，他退的很少或者不退，因为他的产品税在总收入中大概只占3%、4%，我们的流转税占财政收入的70%，所以我们大量的退税，这在财政结构的基础上是不必要的。

　　第二，我们实际退了，退到什么度要把握，不能退到众多国家来对中国商品征反倾销税。我们现在受到反倾销措施制裁的国家里，中国是第一，你不要当第一嘛，当第二、第三，就是适度。老当第一干吗？你顺差第一，税第一，人家价格出去第一低，我们有一些伙伴，伙伴上去了，我们在第二、第三多好啊，枪打出头鸟，招那么多议论干什么？没必要嘛。所以，适度退税，把出口退税率下调，让顺差下来一点，就减少人家的力度。所以在应对措施，永军下次会有更精彩的表现。

　　老郑的分析十分全面，十分系统，十分专业，我就不展开了，表扬老朋友的话就少说，既然是点评，维持国经中心的品牌，不要说一面的话。我觉得老郑最开始那个点的概括上，值得商榷。他出了一个目前是高增长、低通胀、高效益的非常好的局面，我觉得值得商榷。高增长，您是正面评价，我认为不必正面评价。我们看了王军那个图，那个P小幅波动，历史上都是中幅波动，其实历史上中国的波动是大波动了，2009年下去了，然后2010年突然上去了，历史上绝无此途径，过陡，背后是过大力度的措施，这会有什么结果？就是正向作用超量，负向作用过大，成本过高，我们靠投资，有多少项目，长期信贷项目，一个项目要有若干年的准备，越大的项目，准备期越大，可行性论证，论好了、决定了，资金的筹措，开工前的准备，开工后的保质，有一定的周期，怎么可能那么多项目都上来了，项目都上来了，必然有一些项目准备不足，甚至个别的根本就没有项目，然后、拿钱，这是极个别的。过陡就会有重复投资，过陡就有多度复制。所以不一定评价我们现在是高增长，说它的态势就可以了。

　　再就是高效益，我觉得高效益的评估绝不能是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一个半年，高效益一定要有若干年，形成一个稳定的态势，我们才能说经济是高效益。谢谢大家！

　　房地产的投资，我们国务院最近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房价增长过快的局面，中国的房地产业，发展的目标应当是按照我们十七大的要求，就是以实现住有所居为目标，让中国的老百姓，不管是高收入还是低收入的，都要有一套跟自己的收入水平相当的住房，实现居者有其屋，这是我们的目标，房地产也不能成为第二个股市，不应当成为炒作的对象。我们的近邻日本，还有我们的，都从房地产泡沫中间得到了沉痛的教训，到现在还爬不出来，所以我们的房地产业绝不能搞泡沫，我们要向新加坡学习，向学习。

　　当前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怎么办？我最近看到有的专家提出，房地产要搞双轨制，我是很赞同的，就是说，对广大的中低收入者，包括我们刚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没有钱买房，怎么办呢？要通过保障性住房，满足他们居住的需求。保障性住房可以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经济适用房，一个叫廉租房，现在需要抓紧出台关于保障性住房的各项政策，至少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享受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家庭收入标准，扩大享受保障性住房的比例，比如说能不能提高到50%左右都保障性住房，因为新加坡70%享受保障性住房，40%享受政策保障性住房，根据我们现在城市收入水平，把保障性住房销售范围提高到50%左右，我看是可以的，定一个家庭收入的标准，低于多少就可以享受经济适用房或者廉租房。

　　二是加紧制定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面积标准，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我们看到，纽约市的廉租房，最小的有16平方米的单元房子，里面厨房、卫生间都有，还没有16平方米的单元房子，但是纽约都有，新到纽约工作的单身人士，到纽约有一套房子，比较便宜，就解决问题了，要把面积标准定下来。三是建立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退出机制，收入水平到一定程度了，你退出，把房子交给，给别人住。在纽约，很高很高的深红色的大楼，都是廉租房，美国，家庭收入低于三万美元的都可以申请廉租房住进去，三万美元到五万美元家庭年收入区间还可以持续住，但是家庭年收入五万美元就要到外面买房子、租房子住去。所以我们要建立住房的双轨制，把保障性住房建立起来。对于商品房，高收入的，就放开，随行就市，有钱的住别墅，咱们不要羡慕也不要眼红。我觉得，抓紧建立这样一个制度，才能满足我们住房的需求，才能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

　　刚才祝宝良讲到的第二个产业结构的问题，他提出了一些担忧，我认为常对的。应当看到，去年由于我们投资的超常增长，增长了30%，投资率上升到了历史最高点，由于要保增长，作出这些，付出这些代价，也是值得的，但是我们要对付出这些代价进行分析。

　　在今年，我们尽可能减少这些代价，这就是要降低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产业的过快增长。去年的过快增长，主要是由于房地产投资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的拉动，去年投资一下子增长那么快，在制造业方面找不到好的项目，能够找到的项目都是基础设施的项目，特别是铁，还有房地产、高速公，还有其他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工程，这些工程上马以后，拉动的就是钢铁、水泥、电解铝，所以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今年要尽可能改变这种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型产业投资和生产过快增长的局面，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局面，这就需要我们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降低我们经济增长对资源消耗的依赖。这里面核心的问题是自主创新，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我们就可以依托这个技术来产生一些新产品、新项目的投资，所以说到底，还是我们中央提出的要把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在技术创新上能够有所突破，从而带动我们产业的升级。谢谢。

　　刚才各位专家对我们发布的指数的研究都给了很高的评价，其实我们指数的几项研究还是比较初步的，今年一月份才正式发布，这段时间我们也是在不断完善这个指数的研究。刚才也看到了，我们发布了三个指数，还有两个指数，因为数据的原因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还在完善过程当中，最近一段时间发布以后，接到了各方面的意见，包括一些研究机构的意见，我们在不断完善和调整，应该说未来还需要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说开发一些新的功能，像刚才我们宏观经济景气指数，还有一些先行指标，对未来整体宏观经济的运行，包括物价，包括出口，有一定的先行预测的功能，其他方面的功能还没有开发出来，还需要完善。

　　比如说国际大商品价格的指数，我们普遍的观点，大家总在说输入型通胀，也就是强调我们出口大量的原材料、能源、铁矿石等等，会对国内的物价产生一些压力。但是现在看来，根据我们指数的描述，好象和CPI保持同步，对PPI有几个月的领先作用，但是他们之间的机理比较复杂。有四个指数：上游产品的指数、中游的指数、下游的CPI的指数，对PPI有一定领先的作用，但是对其他两个还不是很明显的，也就是国际大商品的价格到底和最终产品价格有什么关系，能不能很顺畅地传导到我们物价的指数上，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需要下一步研究过程当中进一步完善。

　　今年有一个设想，我们也正在做，我们希望再开发出一个新的指数，就是叫做资产价格的预警指数，我们希望在二季度的时候把这个指数开发出来，向大家做一个介绍。希望在今后的研究工作当中能够得到各位专家的继续关注和大力支持。谢谢。

　　刚才几位点评专家就人民币汇率问题提了几个问题，刚才祝宝良研究员提了关于购买力评价方法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有修正的地方。估计均衡汇率水平的模型，刚才我们提到的彼得森的模型，包括我们所的购买力评价的方法，现在看，各种模型都有它的优势，但是也都有它的缺陷。我的看法是什么呢？各种方法都有缺陷，但是关键要看哪个模型，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彼得森的模型，它跟中国目前的情况，它在中国的适用性怎么样？如果说它考虑那些点，和中国现在的情况，如果说适用的情况比较差，而有的模型适用情况好一点，我们就采用适用性比较好的模型。彼得森的模型，我们刚才从模型的方法和参数的取值等等方面做了一些介绍，另外我们用历史数据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已经提到了，比如说彼得森的模型，最早提到基本均衡汇率模型的时候，威廉姆森在《广场协议》之前，这种方法就已经提出来了，在日本和美国关于日元升值的问题上，当时类似的方法已经出过一些结果，从适度效果来看，显然这种模型对日本当时的情况，包括对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适用的情况是比较差的，效果不是太好。

　　购买力评价的方法，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也提到了，这种方法在人均收入比较低的国家里看，因为各个国家情况差距比较大，确实直观来看适用性差一点，但是即便把收入低的国家拿掉，只看发达国家，分析日本、当时的情况，还是有效果。另外我们需要改进，我自己初步的考虑，有一些改进，比如说把分析做得精准一点，比如说把我们的样本国家，把非常小的小岛国加入，比如有一些小岛国完全是做服务业的，它的产业结构跟我们差异比较大，我们可以考虑，看看不同的国家，比如说产业结构类似的，发展水平相近的，再划分成不同的类别，看能不能在方法上做一些改进。

　　另外，像刘行长提到的方法的问题，这个方法不仅有中国的专家在用，国外也有一些专家在用，当然我们以后使用过程当中，力争做到能够更适合中国的情况，方法上如果改进得更好一点，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关于政策目标方面，刚才刘行长提到了，良研究员在点评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政策目标，我在讲的时候没有做过多的阐述，应该说，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包括我们现在的很多机构在这个问题上讲得比较多了，我个人也是持这样的看法，我们国经中心也是这样的观点，中国实际上不追求这种长期有明显顺差的情况，我们是追求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情况。只不过，向以前比较长的情况，我们有比较大的顺差，原因比较复杂，我个人觉得主要是跟我们的结构有关系。如果购买力评价的这种方法，再考虑中国的结构性因素，因为结构性的变化都是缓慢的过程，相应的，从这里面可以得出一个政策性的结论，我们显然不应该快速地、大幅度升值，要适应结构性变化，而需要缓慢的、渐进的升值。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调低出口退税率，这种观点我是赞同的。

　　关于顺差，我自己认为，短期来看，顺差已经降下来了，而且三月份出现了逆差，从金融危机以来调整的过程来看，包括我们以往在做分析的情况来看，中国要调顺差，调整汇率的作用没有调整国内需求的作用大。以往的分析中，比如我们做中国出口的变化跟国外的需求相关关系的分析，要比我们汇率相关关系强的多。反过来，我们进口跟国内需求的关联度也要比跟汇率的关联度强得多，因此要调经常项目平衡的状况。从国内需求的调整，它的作用要重于汇率调整的作用，而且从长期以来的情况来看，调国内需求，我们国家的财政政策应用起来效果比较快，财政政策调得比较快的话，对于国内需求的调整效果也比较显著，可能在调整速度上也比调整汇率的速度要快。因此我觉得，在调整这方面，更要着重发挥调整国内需求的作用，另外一点，当然国内的需求结构跟国内经济结构、要素的结构，包括刚才讲到的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等等方面有关系，这方面也需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我们逐步去调整结构，也能起到调整我们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专家，刚才郑老师讲到，日本经济衰退主要的因素是跟资产价格的急速上涨有关系，中国从2000年以来，房地产价格也一直在不断上涨，不知道与日本当年的情况有没有可比性？或者有不同的话，日本资产价格的暴涨和暴跌是什么主要的原因？中国跟他们有什么主要的不同？房市也在又一轮上涨，网上也有传房市崩溃说，最近国家出了重拳，进行宏观调控，又有拐点说，不知道各位老师怎么看待。

　　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我认为是处在泡沫形成的初期阶段，跟当年日本的房地产泡沫比，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当年日本最贵的时候，东京市市区一平方米就7000万日元，日本地皮的价格，跟加利福尼亚全州的地产价格相等的，那是高到很邪乎的程度了。现在我们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还集中到五六个城市，主要是、上海、杭州、青岛、深圳，房价奇高，多数城市，特别是二线、三线城市，省内城市、地级城市，房价基本上还是合理的。

　　现在从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这个苗头，千万不能让它再往泡沫形成的上来推，所以国务院出台这个措施非常及时，也房地产泡沫的形成，所以这个政策常好的。

　　现在出台的这些措施，是那些不正常的需求和不正常的增长，还不至于出现九十年代初期那样的房地产大的下降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能保持房地产持续稳定的增长，现在我们出台这个调控政策，还是有利于房地产价格的持续稳定增长，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业的持续稳定增长，不会再重蹈过去的覆辙。

　　我也是有两个问题。第一请教张永军教授，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中国经济发展指数在二季度和三季度一致指数可能会掉头向下走，我想问一下，考虑到P因素这一块，二、三季度对于P的影响大概会是什么样的情况？谢谢。另一个问题，刚才石杰经理提到关于商业银行风险的问题，从已经授信或者发出去的贷款来说，怎么样规避风险？请几位专家给我们讲一讲。

　　这个问题本来应该是王军同志来回答的，我做一个简单的答复。刚才这个图里面我们能看到，我们先行指数就像您说的那样，已经掉头向下了，但是一致指数还在继续上升，因为这之间有一个滞后期，大概是半年左右。根据经验关系，我们预计有可能在三、四月份的时候，我们的一致指数可能是达到峰值的时期，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经验关系，但是不能精确到每次都是一样的，前后会有一个浮动，我们只是从经验关系判断，在这个阶段有可能达到峰值。另外您刚才讲的对P的影响，比如说我们一致指标里很多指标的变化来判断，因为整个经济不是只有P一个指标，当然P是综合性比较强的指标，过去做经济分析的比较权威的专家，像美国专家专门提到这种经济波动就是P的波动，而是指标之间传导的过程。因此，对P的影响比如从它对工业的影响，对消费影响，综合去把握才能看得出来。

　　另外一个，现在我们先行指标的方法，更多是对方向是有性的，而对幅度判断功能要差一点，要想做幅度上的判断，我们要分指标，对工业、消费、投资各个方面的变化之后，我们还要重新做一下测算，才能估计幅度上到底有多大的变化，单靠先行指数不能判断出来P的幅度，而需要结合多种指标、多种方法来一个综合的判断。

　　对于的贷款，我们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存量授信进行全面的压力测试，一是为的资产负债能力进行全面评定，二是对现有的授信，未来的现金流的一种回归。三是和积极协调配合、协调，共同按照监管部门颁布的“三个办法，一个”使现在的项目首先合规，同时在一些主体上，或者一些未来的抵质押的问题上进行一些设防。

　　请问各位专家一个问题，郑主任刚才讲到，中国作为大国崛起，引领全球的经济复苏，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经济模式，展望未来的百年的经济发展前景，中国的经济模式是否有一天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样板？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过程当中，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明显是做对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经济模式到底意味着什么？还有中国的经济模式将为世界奉献一些什么？谢谢各位。

　　你提出了一个非常发人深思的、深刻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借着最近美国著名的理论学奈斯比特写的一本书中，提出的一个非常发人深思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三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国发展的模式，这个模式将来有可能取代美国的模式”。我非常高兴地想告诉你，我们昨天开会商量，准备把奈斯比特请到我们经济每月谈来，来一个专题，他作为一个美国的理论学家，我觉得他对问题的看法比较客观，比较全面，看得也许是比较准的。中国三十年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或者说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这个发展模式，我们总在纪念三十周年大会的讲话里，把这个经验高度概括，概括了“十个结合”，这十个结合是三十年和发展的经验的结晶，是从哲学的高度进行的总结。

　　在这之前，我们始终一分为二的，讲对立双方的斗争，我吃掉你，你吃掉我。我们三十的经验是结合，是把两个互相对立的东西，看似毫无关系的东西，看似敌对的双方，根本不可能融合的双方，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了，为把各自的优势，好的基因组合在一起，把坏的基因给剔除，这就是中国模式。比如说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的作用，这两个东西，过去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根本不可能结合在一起，市场机制只能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你们还保留公有制，你们搞市场经济，不可能的事。我们中国就是把这个事给搞成了，我们实现了公有制跟多种所有制的结合，实现了调控和市场机制的结合，总一口气讲了十个结合，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模式，要说经验的话，总已经做了很好的概括。

　　我还想发布一个信息，我们的理事长同志最近给我们下达了一个课题，叫我们研究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到底有哪些经验，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什么，有哪些经验。这个课题刚刚下达，列入2010年的重点课题了。我们准备通过一年的时间来研究，相信明年这个时候我们的就能出来了，专门就中国模式作出我们CCIEE的回答。谢谢。

　　目前国内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流动性相对比较充足，但是由于资产价格的上升，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这些流动性。如果说目前国务院出台了对房地产的政策产生效果的话，对资产价格有一定作用，会不会导致这些流动性流向国内一般商品市场，进而推高CPI指数，这样对货币政策会产生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我们分析今年形势的时候，大家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高度关注，今后我们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或者说通货膨胀的爆发点，可能不是像过去那样是一般的消费品，消费领域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供求平衡或者供略大于求的态势，而且形成了一个弹性的机制，一旦市场有了需求了，价格上涨了，马上投资就上去了，供给能力很快就上去了，然后价格很快就下来了。所以在一般消费品领域，出现我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这些流动性可能冲到哪儿去了呢？可能冲到资产的价格。所以，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可能会成为今后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主要。资产价格主要是资本市场、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房地产价格，大家看到，这些过剩的流动性，购买了一套房、二套房、三套房，出现了炒房团，甚至外国人跑到、上海买房子，拉升房地产的价格。中央出台的这些措施，对房地产价格的不正常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

　　如果房地产市场保持稳定了，这些过剩的流动性到哪儿去，我倒是希望这些过多的流动性把它变成一个机遇，把我们的资本市场做大做强，比如说我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私募资金的市场，利用这些流动性比较多的机会，我们加快金融体制，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迅速地把中国的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包括允许外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这些企业，在我们A股市场上市，这样中国人也可以在国内分享跨国公司发展的，这样把这些过剩的流动性使它有一个正常的通道，就可以避免资产的泡沫。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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