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在我国经济发展与转型的一定时期，由于制度方面的制约，如城乡户籍制度的制约、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等，加上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城市工业化依靠国家力量所建立的主要是资本密集型工业，其吸收劳动力的能力非常有限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对于我国这一特殊转型时期的经济发展实践并不适用，而是需要在扬弃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经济发展与的历史进程，建立起三元经济结构体系，先完成从典型的二元经济向三元经济的转型，然后在三元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向城乡一体、城乡融合的一体化经济转型。

　　我国的三元经济结构指的是由仍然比较传统的农业、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和城市现代工业所构成的三元经济结构体系。在这样的三元经济结构体系下，由于以上所提及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农业剩余劳动力往往会从农业经济部门主要地转移到农村地区以工业经济为主的乡镇企业部门，而不是也不可能主要转到城市现代工业部门。一旦通过乡镇企业的大发展而积累了相当雄厚的资本、培育了比较成熟的产业工人、拓展了城乡市场、推进了市场化进程、城乡局面得以改变后，三元经济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得以完成，我国经济就会逐步地从三元经济逐渐向统一的城乡一体化的一元经济过渡，最终实现我国经济的现代化转型。

　　从三元经济结构理论中所得出的政策主要包括：（1）大力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乡镇企业转移，让我国农民在市场扭曲、制度制约中尽快和尽可能多地进入到农村工业化过程中；（2）通过发展乡镇企业，积累农村工业发展资本，同时通过社区化机制实现“以工补农、义工建农”，支持农业发展；（3）加强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之间的互利合作，加强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之间的联系，逐步实现城乡工业的一体化发展；（4）通过农村工业的适度集中发展，带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促进农村小城镇建设，推进我国的乡村城镇化进程；（5）深化城市经济体制，将乡镇企业的市场化机制引入城市，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从我国实际出发，在相当长历史时期通过构建三元经济结构而不是照搬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有利于更快、更多地吸收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利于促进我国农业与工业的协调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的协调发展，有利于避免大量劳动力短期内涌入城市而出现“贫民窟”现象，加剧“城市病”问题，有利于加快我国经济从二元结构向城乡均衡的一元结构的转换而不是延迟这种转换。

　　由于历史、等原因，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都是向前苏联学习的，实行的是苏联模式，譬如说中国是通过武装夺取方式而建立新中国的，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我国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际，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大国、强国的关系都很紧张，五十年代末又与前苏联关系破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工业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我国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没有也不可能将如何建设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放到首要，而是首先通过国家强制的方式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社会主义，然后通过建立城乡之间严格的户籍制度而将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固定在农村地区，通过定价和不平等的城乡商品贸易（通过“剪刀差”方式）积累我国城市现代工业发展所需的原始资本积累。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我国也存在刘易斯所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三个假设条件，即二元结构、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工资水平很低且维持不变，但根据当时我国的整体经济与发展战略，最重要的并不是让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而是继续留在生活成本比较低廉的农村地区，以便更好地为城市工业发展提供资本积累。而且，由于当时我国从整体上处于市场缺位状态，加上户籍制度所造成的城乡等制度障碍，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即使其边际生产率为零，也不可能从传统的农业部门转移出来而被城市工业部分所吸收。那么，如何解释我国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问题呢？三元经济结构理论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首先，三元经济结构理论属于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是我国经济学家根据我国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所表现出的基本特征所提出的一种新理论。同时，这一理论又具有国际可比性，因为它是针对诺贝尔经济学得主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所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发展）理论而创立的一种能更好地解释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转型特征的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

　　李克强在1991年第3期的《中国社会科学》上以《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为题，系统地论述了为什么我国不可能直接从传统农村社会转型到现代工业社会，而必须经历一个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并存的三元经济结构时期的问题。他详细分析了三元经济结构在我国形成的客观条件、意义及其相互关系。他特别强调，由二元经济结构转向三元经济结构，并不意味着距离我国国民经济结构的一元化道更漫长了，而是加快了结构转换的进程。他还分析了推动三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条件，指出了乡镇企业在一定历史时期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发展趋势。他也基于其三元经济结构理论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促进三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换的政策。

　　李克强在论文中明确指出，由于我国的城乡分割体制与制度，“农村人口不可能大量地流向城市……兴办乡镇企业就成了农民进入非农产业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选择”；他认为，如果不顾我国国情而一味地按照刘易斯的“两部门经济发展理论”来推进我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话，很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城市病”，形成“城市贫困社会”，“反而会增加二元结构转换的复杂性”。因此，他认为“在中国直接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是不可能的”。因此，他首先要“将注意力转向农村，就地实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而使中国农村工业部门逐步生成”而“走从农业部门到农村工业部门再到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线，因此，走三元化道就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结构转换的唯一选择”。

　　胡必亮于1992年在《农村经济与社会》第2期上发表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地域转移与中国的城市化道选择》一文，对于“为什么发达国家能通过城乡移民的方式顺利地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而发展中国家就不行”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后认为，由于“工业化道偏差、城市化道偏差、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偏差、移民方式偏差”等因素的影响，刘易斯给我们建立的只是一个“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地域转移的‘理想’模式，但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城市不可能将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从这一点出发，托达罗提出了主要通过农业及农村发展来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并尽可能把他们留在农村的，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发展长期处于低质状态，加上普遍实施‘城市偏好’政策，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城市’心理，这种心理支配着他们不断地继续涌向城市。中国农民在这种‘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中却找到了均衡。他们将就地转移与异地转移结合起来， 将向城市转移与向其他农村地区转移结合起来， 从刘易斯美好的幻想及托达罗精辟的预言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独特的、将就地转移与异地转移、向城市转移与在农村就地消化相结合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地域转移的新”。这为他和陈吉元教授于两年后通过构建一个新的三元经济经济结构模型并用以分析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提供了基本思。

　　陈吉元和胡必亮教授发表于《经济研究）1994年第4期的文章《中国的三元经济结构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在理论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我国三元经济结构产生的制度背景、运行机制、三元经济之间的基本经济流程做了分析；二是对三元经济结构背景下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机制进行了详尽分析，重点对我国农村工业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机制与潜力做了理论上的探讨，并得出了比较乐观的结论。该项研究表明，通过在农村发展乡镇工业而在我国形成“三部门经济结构”而不是刘易斯所提出的“两部门经济结构”，既有利于完成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有利于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还有利于加强与城市以工业为主的经济部门的联系，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促进以乡镇企业的市场化运行为特征的市场化力量的不断扩张，最终有助于加速推进我国经济从二元经济经过三元经济后最终实现城乡均衡的一元经济体系。

　　总之，李克强的论文与陈吉元和胡必亮的论文都比较系统地阐释了三元经济结构在中国出现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比较深刻地了我国三元经济结构运行与我国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互动机制与相关关系，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我国转型期经济发展的特征，并从现实出发，提炼上升到了理论分析的层次与高度，为正确解释我国经济发展与转型从以来不断取得成功提供了一个创新的理论视角，而且其理论分析到达了比较高的高度与水准。

　　其次，三元经济结构理论的基本思想已被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所证明，而且迄今为止的我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基本经验与做法也得到了世界的充分肯定与好评。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存在着一个转型的问题。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同，运用的理论不一样，采取的策略各异，最终的结果也大不相同。譬如说，俄罗斯的转型采纳了“休克疗法”的思与做法，而我国走的是一条“渐进式道”与转型道。为什么我国的“渐进式”与转型之能够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实行初始，我国就开始探索从传统的、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向三元经济结构的转型，并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促进三元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在传统农业与城市现代经济部门的夹缝中得以快速成长。这不仅使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在一个很稳定的高速增长的水平，更重要的是乡镇企业的市场化取向及其发展对城市以国有经济为主和对农村以集体经济为主的体制与制度都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最终在我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领与导向作用。正是由于这样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实施以来，经济增长持续保持了不断稳中有升的势态，而且市场化也不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可以从相当成都上讲，我国的三元经济结构是支撑我国渐进式与转型发展到目前为止比较成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再次，作者的有些研究方法值得充分肯定。譬如说，胡必亮从1992、1993、1994年间基本确立了关于三元经济结构的分析思后，就开始从陕西、山西、湖北、浙江、广东五个省选择了5个村庄进行实地调研，到目前为止已经从事实地调研整整20年了，连续观察这些村庄是否能够在三元经济结构理论框架下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而走出一条繁荣富强的新的发展道。结果表明，5个村中的2个村非常成功地完成了其转型发展的任务，不仅现代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整个社区也实现了城镇化转型，农民收入大幅增加。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三元经济结构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基于这5个村的调查，胡必亮先后出版了《中国村落的制度变迁与分配 – 陕西省商州市杨峪河乡王墹村调查》（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乡村的企业组织与社区发展 – 湖北省汉川县段夹村（福星村）调查》（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Rural Development（英国特里奇出版社2007年英文版）、《城镇化与新农村 – 浙江省项东村案例研究》（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工业化与新农村 – 山西省屯瓦村案例研究》（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Chinese Village， Global Market（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公司2012年版）、《雁田新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独著作品和许多相关论文。胡必亮的这种调研工作目前仍然在继续推进中。

　　最后，三元经济结构理论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以及三位作者在这方面的贡献已经在学界得到了的肯定。李克强的论文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1996年度（第七届）论文，陈吉元和胡必亮合著的论文也在更早一届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1994年度（第六届）论文。胡必亮在浙江项东村的调查研究获得了2006年度的第十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胡必亮基于5个村的实地调研结果所写成的英文专著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Rural Development获得了2008年度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胡必亮和陈吉元主持的基于五个村庄实地调查结果所写成的丛书《当地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获1997年度第三届国家图书提名；胡必亮、刘强、李晖基于四个村的调研获得了“第三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专家提名”；胡必亮关于浙江省项东村的案例调查报告和关于山西省屯瓦村的研究报告也分别获得了“第二十二届全国城市出版社优秀图书二等”和“第二十四届全国城市出版社优秀图书二等”。这些都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我国经济学界对这一具有创新价值的理论及其学术贡献以及对作者深入实际、踏实调研的研究方法的充分认可。

　　1、 陈吉元、胡必亮、赵燕青，《关于解决农民进城问题的对策》，《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机密）》，1989年第46期。送中央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处、候补，国家、副，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委员长、副委员长，政协、副，中央办公厅、中央宣传部，国务院办公厅及有关部委。

　　2、 陈吉元、胡必亮，《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分层转移与综合开发》，《经济研究》，1989年第123期。

　　4、 陈吉元、胡必亮，《关于解决农村劳动力问题的对策》，《与理论》（河南），1990年第3期。

　　8、 胡必亮，《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地域转移与中国的城市化道选择》，《农村经济与社会》，1992年第2期。

　　12、陈吉元、胡必亮，《中国的三元经济结构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经济研究》，1994年第4期。

　　13、陈吉元、胡必亮，《农村人口流动与农业及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纵横》（），1995年第11期、第12期。

　　19、胡必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国农村经济》，200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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