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表示，中国经济崛起，货币金融资产更加高速地扩张，金融创新带来了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更广的资源配置范围，但同时内生性的金融不稳定仍然着金融体系安全，并且，金融机构、产品、市场、监管和货币政策规则在全球层次上仍然缺乏一致性或性的安排。我们必须要认识新时代的冲击和金融业的新演变。

　　第一层冲击是网络、信息和数字技术对金融业构成了系统性冲击。陆磊提出，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任何监管都无力新技术在被监管领域的运用，只要其具有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的原始动因和现实可能。但是，技术使金融中介特别是信用中介的存在性目前看起来存疑，因为既然数据可以通过画像让逆向选择和风险变得成本极高，那么信息不对称这一金融中介存在的基础理论之一就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

　　第二层冲击是金融要素新业态对整体的金融供给造成的冲击，由此形成了对实体经济的一系列的供给冲击。一方面，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关系逐渐演变为收益更薄、但势必要求垄断性更强的数据集中性中介；另一方面，普惠金融在很大程度上正被市场所重新定义，基于客户画像和低成本性，一人一种价格、一人一种额度正在成为可能，这存在极易为人忽视的风险，一旦基准利率是波动的，对于整个金融行业是致命的，因为这将使金融体系缺乏韧性。

　　陆磊表示，假如技术变革是不可逆转的，那么信息和数据技术对金融行业的冲击、金融演变对实体经济社会的冲击也具有不可逆转性。这两类冲击提高了融资效率，实现了范围经济，但也形成了对传统融资模式的创造性解构，产生了一系列不稳定因素。

　　在交易层面，传统金融表外化和金融业新业态都导致了金融保障机制的不稳定性。由于历史数据信息不能排除经济和市场主体的不确定性，因而不能完全推断未来，但原本应该由机构承担的表内业务风险以及法律关系被扩展至，比如股市、汇市和债市的波动。

　　在市场层面，数据的集中是基本趋势，这将导致原本存在防火墙的股权、债权和货币汇兑等不同市场被信息中介打通，而综合化经营存在风险。

　　在清算层面，在网络社会很容易形成一致性预期，在价格上反应为剧烈的和高频的市场波动和市场风险，“极端情形下一致看涨和一致看跌是会导致一致性的顺势的”。

　　全球经济体系的变革，取决于如何在技术提升效率与冲击造成不稳定之间进行权衡取舍。陆磊认为有三个变革的基本方向：新的金融行业标准的一致性首当其冲，资管新规就是一种尝试，试图成为银行、信托、券商、基金和保险子公司从事同类业务的基础性行业标准。

　　第二，行为监管工具箱的创新是管理体制的基本方略。我们未来面临的主要风险是信息的准确性及其，金融管理体制的技术演变方向在于，要以更为权威的数据库及时校正对冲虚假信息，因此要统筹建设金融业综合统计和金融业基础设施。同时要健全具有信息劣势或被的事中消费者和追索机制。

　　第三，越是技术进步，越需要最后的流动性供给方，即中央银行。2008年以后全球中央银行普遍把稳定金融市场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作为新增目标，在新技术时代的金融市场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需要重新界定。

　　另外，金融业对外要注重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随着我国对外贸易、投资和金融服务稳定发展，内资金融业态迅速成长，流动性充裕，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全球性金融稳定，并提升贸易投资化、便利化，是对外的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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