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2日，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经济学家夏斌领衔的当代经济学基金会成立。在基金会成立当天，还举办了以“当代经济在中国”为主题的首届“思想中国论坛”。

　　中国经济历经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及全球经济格局大变化带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许多新的情况，催生了一系列现有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问题，因此，经济学需要创新与发展，已经成为学界的呼声。

　　国务院参事、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夏斌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及随后而来的世界经济衰退，一定程度上表明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已经不能完全解释和预测重大的宏观经济事件，同时也不能很好地为经济复苏和运行提出有效的政策药方。

　　“目前，正处于大国兴衰更替的历史周期，有些经济理论满足不了情况的变化。需要创新新思想、新理论来解释。”夏斌说。

　　夏斌：美国危机后，经济学都在呼吁反思，为什么主流经济学预测不了这一重大事件?危机前美国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还在说，主流经济学已经解决了经济周期的问题，但不久就发生危机了。同时，英、法、美一些著名大学的学生在，课堂里的教材解释不了现实世界经济，要求经济学教学。

　　在2009年，我曾和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谈过，当前经济学的困境和所处时代相关。现界正处于大国兴衰更替的历史周期，很多情况变了，有些经济理论满足不了情况的变化。需要创新新思想、新理论来解释。就像历史上英国工业和英国的崛起，产生了古典经济学。其后，美国崛起初期，在当时美国本土上产生和占重要地位的是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经济思想和制度学派。1920年成立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第一任局长米切尔就是制度学派。崛起的时代，产生了新旧历史学派。

　　进入21世纪，以危机为标志，从趋势看美国经济正在走下坡，中国经济出现崛起势头，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许多经济学常理不好解释的事。

　　中国30多年的经济奇迹，理论上怎么解释?市场制度和市场机制能帮助落后国家、转轨国家实现赶超?既然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问题和矛盾，为什么仍地推行“共识”?正是这一切让我萌生一个想法：到时候了，应该抓住机遇，去推动理论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

　　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社会心态比较浮躁，学理论经济学的、念博士的，毕业后不做理论研究。哈佛、斯坦福大学学理论经济学的毕业生回国，也愿意跳槽去高薪的投行，不愿搞理论研究。而中国经济现象正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现象，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这需要大量的人去钻研理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应组织一股社会力量，去引导一些人，尽管不是全部，也不是大多数，起码要让一部分人沉下心来，去做纯理论的学习。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林毅夫等经济学家，以及有“中国梦”情怀的企业家时，他们都是赞成的，说这是给中国经济学界“”的事，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夏斌：对这个问题，经济学人肯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才200多年历史，不像物理学、数学有那么长的历史，是个相对较不成熟的学科。

　　从斯密、李嘉图、穆勒到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再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等，都在写教科书，而且内容变化不小。这说明什么?说明对这门科学的内容，还没完全，是有不同的看法，而且看法差距还不小。

　　如果从大家比较形成共识的当代主流经济学来讨论，内容已经相对丰富。但是这些内容是从占世界人口15%的成熟工业化国家的经济现象中抽象出来，基本上是反映了成熟工业化经济的一门学科。对于占世界人口85%的欠发达、发展中、转轨中的经济体来说，这门学科的解释力度就比较差，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指导性还差些，缺乏针对性。即使讲经济增长，新古典的经济增长学说也在争论中，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在发展中。

　　如果再从主流经济学的具体内容看，所涉及的不管是微观内容还是宏观内容，也都有争议。宏观内容中，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实际经济周期学派、新宏观经济学派等等，争论中谁也不服输。这还不包括奥地利学派等非主流学派对宏观经济学自有独到的见解。

　　就当代经济学研究方式、倾向来看，现在这门学科有点过于注重建模与计量的形式和技术了。马歇尔曾提倡烧掉作为建模基础的数学，可以用文字来表达思想观点。

　　现代主流经济学则认为，如果一种观点不能转换成一种数学模型，似乎就不行了，必须放弃。这就有点极端了。这使我想起有一位学者曾讲过，诺贝尔经济学好在是由人在评选，如果让现在的美国人、中国人去评，那就糟了，像哈耶克、科斯、诺思等那样的经济学大师肯定都评不上。

　　用建模、用数学化精确表达经济思想是必要的，应该肯定是经济学的进步，但是过于注重数学化甚至走极端，不重视思想的深刻性和原创性，这不能不说是当代经济学发展的困境和悲哀了。

　　夏斌：我认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面临的挑战首先是研究人才队伍。因为经济增长理论或者说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界上已形成一定的知识积累。你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并想取得世界的学术，自然必须要有一批对前人知识积累熟悉了解的人才。

　　其次，我们在这儿谈的是纯理论研究，而不是只针对某一国家发展的应用政策理论或者叫应用理论研究。纯理论研究得到的应该是不仅能解释中国这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也能解释其他发展中的国家的情况，所以需要对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历史和经验的把握。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只要不是闭关锁国，大家同处一个屋檐下。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是相互联系的。所以尽管是研究发展中国家中一国经济的转轨和发展，你不能不去把握发达国家经济和全球经济。因此，如果说挑战，是全面的挑战。另外，在学术上还不能疏忽当今世界上主流与非主流经济思想对全球经济已有的分析知识和工具。

　　夏斌：说起痛点，我首先想起我曾关注的一个现象。我看到国际投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离职后可以到大学去做教授，譬如原花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史蒂夫·罗奇到了耶鲁大学任教。中国的投行首席经济学家，也有个别回到学校、机关的，譬如黄益平、马骏，但绝大多数是不会再回学校搞教学、做纯理论研究。

　　我想说的是，作为整个社会现象，我们现在很多优秀人士济学博士的目的，本身不是为将来做纯理论研究的，博士毕业后也没准备去从事教学和做理论研究的。整个社会对做经济学纯理论研究特别是做经济思想史研究，给予的关注度常不够的，激励的机制常薄弱的。这就使得已经从事理论研究的又转向应用政策研究了，有的干脆是为了提拔、为了就业流动来济学博士的。

　　这是为什么?“痛点”之中“痛”的原因是什么?有很多体制、制度原因，“你懂的”。我认为中国当前经济学发展的痛点很多，但是人才的痛点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最大、最直接的痛点，花了大量的教育资源，投入多、产出少。

　　要说难点，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水平追赶国际学术前沿而言，关键是难在中国还未形成与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同水平的讨论、交流、争论的舞台和。这里面有理论人才本身不足的问题，也有人才队伍的分布结构问题，即多数学理论的人兴趣在于应用研究和政策研究，少数人兴趣在于纯理论研究;也有整个社会风气、社会引导的问题。社会变化快，物质主义盛行，比较浮躁，青年学者难以潜心钻研理论。此外，社会缺乏提供让学者参与的“思想市场”载体与平台，缺乏所说的对理论研究的激励机制设计和对“思想者”的尊重。

　　夏斌：从经济学教育角度看难点，在基础理论教育方面，最近几年中国多数高等院校的经济学院教材和师资正在缩小与国际著名高校的的差距。但是要真正培育青年学子理论创新的能力，不能仅仅在高校中重视宏微观经济主流经济学的教育，而忽视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教育。

　　要知道，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大家，如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以及马歇尔、熊彼特、哈耶克等等，哪个不是博学多才?哪个不是在通晓前人经济思想的基础上才有重大的理论发现?

　　所以，中国今后对硕士、博士的经济学教学要开设和加倍重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课程。我们这方面原来基础差，可以通过国际学术交流项目，扩大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师资队伍，提高中国师资的学术水平。中国这方面的教科书内容，应减少人物传记介绍，增加学术传承分析。如果没有好的教科书，干脆可以借用外国学术名著。

　　另外，有一点很重要，在中国目前除了介绍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等主流宏观经济学外，要多引进和介绍各种非主流经济学思想，活跃“思想市场”，扩大“思想市场”，这常有利于中国学者理论创新的。

　　我们不能仅仅突出主流的宏微观经济学教学。要知道诺贝尔获者不全是主流经济学者，有的是偏重于经济学分析工具、技术的创新，有的直接就主流学者，如哈耶克、缪尔达尔等。

　　历史上，当初较流行新旧历史学派，美国当初较流行制度学派，为什么他们同样能接受和运用主流经济学工具?如果我们真的能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与学理变化的相互联系上了解这一动态变化，对已基于中国30多年实践的中国学者进行理论创新来说，恐怕是会有很多的。所以做学问的，不要轻视非主流学派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作用。

　　(原标题：“活跃思想市场，有利于中国学者理论创新”——专访国务院参事、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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