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拉屎在裤子里9月27日晚上，从网络上看到于光远先生去世的消息。虽说上世纪90年代我曾数度到过于先生家，而且常常是坐下一谈两三个小时，但在2000年以后，我和于先生就几乎断了联系。如今，斯人已去，但我曾在于先生家耳闻目睹的一切，却依旧历历在目。

　　我和于光远前辈的相识相交，颇不同于与通结识的过程。我是上世纪70年代通过他的哲学、经济学著作认识他的；而于先生则是在看到了我的两篇引起他一些回忆的文章知道我的名字。所以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不太像通们的第一次见面，免去了寒暄和介绍。

　　因为我的文章谈到的大秘书田家英、陈伯达等为中央和最高写文章的“秀才”，故而我们的谈话便从“秀才”说到了。

　　于光远第一次和交谈，是刚到延安不久，向汇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筹备情况，并邀请到成立大会上讲话。“那次的我，没给留下什么印象。”

　　但当他第二次和坐在一起时，便对他印象很深了。那是在延安的新哲学学会的年会上，作为会员的出席了，新入会的于光远在会上做了发言。

　　1939年，《新中华报》、武汉的《新华日报》都发表文章，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其中有一篇，将相持阶段称为“过渡阶段”。而且当时有些人认为：过渡阶段，就是我们的力量和日本侵略者的力量旗鼓相当、故而相持的阶段。

　　于光远觉得这种认识与事实不相符，就专门谈了有关过渡的问题，即什么情况下有过渡阶段，什么情况下没有过渡阶段。他先举了冰和水的例子：冰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由水变成的。但冰就是冰，水就是水，没有既是水又是冰的阶段，也就是说水和冰之间没有过渡阶段。接着，他又举了玻璃的例子：玻璃是固体的、硬的，但当加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便转变成软的、液体状态了，这就是有过渡阶段。

　　因此，于光远归纳说：事物的质是不同的，如果在某事物中，只存在一对矛盾，非此即彼，其中间就不存在过渡阶段；如果在某事物中存在着许多对矛盾，一对矛盾解决了，而其他的矛盾却尚未解决，得一对一对地解决，那么就存在过渡阶段。

　　于光远运用自然的和生动的语言，对关于相持阶段并非是敌我力量相当阶段，而是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因此，这一阶段“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的程。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从哲学上给予了解说。

　　年会结束吃饭的时候，于光远和恰巧被安排在同一张桌子。他那有特色的发言，引起了的兴趣和注意，故而在吃饭的过程中，问起了于光远的身世和学习情况，特别记住了他对自然有研究。

　　从那以后，涉及自然的事，就会想起于光远。1944年，延安大学重建，专门把出任延安大学校长的周扬叫去，说要开一门大课，包括三个部分：自然发展史、社会发展史、现实的理论和思想问题。亲自点了于光远的名，说自然发展史的课可以让他来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的1963年，《自然研究通讯》刊登了日本学者坂田昌一关于基本粒子的文章。看到后，立即把时任《自然研究通讯》主编的于光远，召到他的菊香书屋，畅谈了一通自然问题。

　　那是在1958年，即期间。当时是元帅带于光远去的，同去的还有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党组夫。中国近代史上有个“五口通商”，20世纪50年代则有个“六口通商”的说法。当时中央工作分六个口，六位局委员各管一口：管，彭德怀管军事，陈毅管外交，李富春管工业，谭震林管农业，管科学。所以带着夫、于光远，到那里汇报中全国科学界的情况。

　　“那次一到的住所，对在那儿看到的一切都留下很深的印象。在的房间里，挂了许多各种类型、规格的水压机的图。谈话中，一再为钢铁生产的产量压不下来感到奇怪。”

　　于光远还记得这次和他们见面时，穿的是睡衣。睡衣已经很旧了，在睡衣的膝盖附近，有一个很大的补丁。“这块补丁缝得非常平整，因而引起我的注意和想象，这块补丁是谁给补的？能补得这样平整吗？”于光远对我说。

　　人们描述于光远，说他的一大特点是“无时不思”。我听于先生说到这儿的时候，感觉这实在是一个最能他这一特点的典型例子。在向汇报工作的时候，他居然让自己的思绪追着一块补丁驰骋。

　　当我问到于先生他们那次见谈话的具体内容时，于先生说：“夫汇报了中国科学院的情况，我则汇报了全国各地科研院所的情况，听得很认真。”说到这儿，于先生紧接着感叹道：“我把那次向的汇报，称作‘于光远史’。”

　　“我当时汇报的内容并不是我到各地调查看到的，而是靠各地的文件报告汇总的。其中有一份来自的正式文件，说他们那里某地研究出一种嫁接法，把苹果和南瓜相互嫁接，结果南瓜有了苹果的味道，苹果能长得南瓜那么大。我一个搞科学研究的、被称为学者的人，竟不加分析思考，就根据汇报材料，将这些向汇报了。只记住了‘相信群众相信党’，却忘记了相信科学，当了弄虚作假的传声筒，这不是大大的吗？”

　　这件事在于光远心中沉积了很久，直到“”结束以后许多年，他仍常和思考为什么国的历史上会屡屡发生类似的事。

　　“我最近突然想到，我们国家应该建立一个科学检查监督机构，任何事物、任何观念一出现，都应该先放在科学的尺度上衡量一下。我的科学第一的观念，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于光远说道。

　　在和许多前辈的交谈中，他们对往昔经历的诚恳反思我时有所闻，但像这样细致地叙述自己的“史”，并在检讨之后，引出令人深省的灼见的，于光远先生是我见到的第一位。

　　我曾听说提出过渡时期总线后，唯一一份对过渡时期作系统理论阐释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是于光远和许立群共同执笔的，就请他讲讲此事的来龙去脉。

　　于光远说：“过渡时期总线提出后，干部和知识在学习时提出了一些相关的问题，同时总线也需要在社会上进行广泛的宣传，以利于贯彻，这就需要一个对总线做理论阐释的文本。我们的工作就是从马列经典论著中寻找论据，结合中央的提法加以解说。我对这类事并不看重，因为思想观点都是人家的，我们是作文。”

　　他好像对此事并不太看重，所以说得有些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于是我说：“即便是作文，有的文章内也会闪现智慧的火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法不就是在为文中提出来的吗？”

　　接着，他简述了这一事情的经过：在1979年召开的中央理论务虚会上，有人提出现在的中国，还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过渡性质的形态。

　　这样的议论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作组内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这是在否定社会主义。但于光远不太赞同这种看法，他认为这样讲并不是要否定社会主义，而只是强调还处在过渡性阶段。争执到后来，于光远说：“最低限度也应该承认，我们现在所处的是社会主义的低级阶段。”

　　后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就是从这个“低级阶段”演变过来的，并被写进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3条。

　　由此我想到：如果理论家们不争吵，那不单单是理论这个领域的寂寞问题，很多更进一步的思考认知，更新的理论，便无从问世了。因此“秀才”们的争吵，实在是件大好事啊。

　　据说，有一本记录于光远著述的目录长达400多页，可我未能看到；1998年，我和于先生相识时，他告诉我，那一年他出版了6本书。1915年出生早在耄耋之龄的他，在著述方面竟令我等青壮年难望其项背，这已足以让人肃然起敬了；而更令人惊异的是综观其所著，竟涉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科学技术等66个门类。

　　他藏有一枚镌刻着“无时不思，无日不写”的印章。对此他解释说：“这不是警句，也不是格言，只是本人的习惯。”

　　“我感到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值得去思考。思考了就想留个记录，就把它写下来。长此以往，就成了习惯。我体会到，这种思与写有助于自己对世界认识的深入。”

　　“我想编写一部‘于氏经济学大词典’，以往的经济学词典，在今天看来，有许多是需要重新认识、加以修订和补充的，我们不能一个版本。”

　　“今年是诞辰100周年，记得您曾说过与有较深的交往，是否准备在他百年诞辰期间，写点纪念文章？”

　　“当然要写，而且要认认真真地写。我们党的高层中，思想深邃、有理论探索的，是、、任弼时、张闻天。任弼时在许多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见解，而且敢于和，可惜他去世得太早了。他病逝后，的理论地位更显示了出来。、则属将构想变为现实的大干才。”

　　于光远先生谈到：他著的《从“新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小认为，有一个在他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中从未言及的重要观点，就是在《新主义论》中提出的“新主义社会论”观点。

　　“这是崭新的观点。而最早认识到这一理论贡献价值，并结合中国的实践进行探索，加以阐发，制定出一些具体政策的，就是。因此我想把小做较大的修改补充，重新出版，作为对的纪念。”

　　面对我的愕然，于先生说：“我一直以为，玩是人生的根本需要之一。如果母亲是孩子的第一教师的话，玩就是人类的第一部教科书。人在玩中成长，在玩中增长智慧，在玩中展开想象和创造的翅膀。人类进化的历史表明，玩与人生密不可分。”

　　他进一步解释说：“我提倡的这个玩学，是提倡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的艺术。”

　　说着，他递给我一份以他为首的“玩学积极”们编辑的《六合休闲文化资料》，其中有他写的《玩学积极的一次》、《于光远论“玩”》诸文。

　　“你先拿去看看，有兴趣也可以参加。”他眯眯笑着，我一时间竟难以将面前的这位看似“老顽童”的，同我熟悉的大学者合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