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春运的日益临近，“火车票该不该涨价”的问题再次回到人们视野。经济学家茅于轼呼吁火车票涨价，他认为火车票价上涨虽然不能增加供给，但是却能够减需求。针对涨价可能对低收入人群产生的影响，他认为，最好的解决方式是给穷人货币补贴。

　　资源分配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茅于轼用价格-供求关系的原理来解决“一票难求”的问题，如果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也不能说就错了。可是，火车票涨不涨价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问题，因此认为涨价药方可以治春运的病，这是经不起推敲的。茅于轼首次提出这样的主张，是在7年前的2007年。这一年，火车票价春运“上浮”（也就是涨价）政策被取消，因为它遭到了全国“”代表委员的猛烈。或许在经济学家茅于轼看来，涨价的好政策从此被一帮不懂经济学原理的人给搅黄了，当然是要惋惜一番的。

　　然而，另一个现实是，原铁道部从2001年开始实行春运票价上浮制度，在春运期间将火车票价上涨20%-30%，这个政策连续执行了6年。遗憾的是，这6年春运难题并没有因为火车票涨价得到丝毫缓解，涨价不过是给特定部门增加了特定利益而已。不知道经济学家会如何解释这种涨价失灵的问题，或许他们会说，30%的幅度太小，应该涨5倍、10倍，一直到人们买不起为止。这样一来，火车票当然卖不出去了，可是这对解决春运问题有丝毫的帮助吗？如果这种涨价逻辑管用的话，其实根本就不用调控房价，反倒是应当鼓励房价上涨，因为这样一来大家就会减少对房子的需求。

　　不客气地说，这种靠涨价来解决问题的逻辑是相当幼稚的。因为，它把充分竞争市场状态下的价格-供求原理，原样照搬到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来了。春运问题当然可以表现为经济问题，但在更大程度上它是一个社会问题。并不是只有价格才能让人们起来，经历过春运“”的人，哪一个不是心有余悸？但是，第二年、第三年，他们照样还会去重复这条一说都是泪的老。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回家去，要回家去，和亲人团聚。这几乎是一种本能，深深地印刻在一个民族的内心深处，不是一个所谓的经济学原理能打破。

　　茅于轼主张火车票涨价，就是要让一批人在高昂的价格面前知难而退，由此来恢复所谓的运输质量。可是，运输质量本身也是和价格功用相同的变量，追求舒适感的富人完全可以因此去选择飞机等交通工具，而不是和穷人一起挤火车。春运质量如此糟糕，仍然有大量的人群依赖火车回乡过年，这表明票价、服务质量等因素都无从改变春运的刚性需求。一部分富人已经选择了飞机，另一部分私家车主已经选择了开车回乡，甚至还有一部分摩托车主都已经骑行回家，剩下的这批人只能通过火车来作长途跋涉，而不可能有其他选择。

　　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拿一个简单幼稚的经济学原理来主张涨价，得利的可能只有运输方，而在的春运体验之外，这批只能依赖火车的人恐怕又将支付不菲的经济代价。前世死因茅于轼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因此他不忘给自己的涨价方案打上一个“补丁”，即拿钱补贴穷人。这句正确的话，实施起来将十分。到底如何补贴？是补贴所有的穷人，还是只补贴出行的穷人？如果只补贴出行的穷人，那么人的将如何认定？是凭借低来说话吗，那么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制假证的人从此又将多出一笔好生意。

　　解决春运难题，首要的问题是增加铁运力，然后是消除票务。长远来看，随着户籍制度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们无须再在务工地与居住地之间来回奔波，春运的压力自然会慢慢降低。指望用涨价来吓走回家过年的人，这种主张既不科学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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