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导言》提出的“五篇结构计划”中，马克思突出了国家论题在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在“五篇结构计划”中，紧接在第一篇“一般的抽象的”和第二篇“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之后的，就是论述国家理论的第三篇。这一篇的论题主要涉及“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五篇结构计划”的最后两篇，分别是“生产的国际关系”与“世界市场和危机”。

　　马克思提出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国家”篇论题，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早在1844年底，马克思刚开始经济学研究时，就曾打算写一部关于现代国家理论的著作。在这部著作的写作计划中，马克思已经列出了“国家和市民社会”“国家管理和公共管理”和“为消灭[Aufhebung]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等涉及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专门论题。

　　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对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在对国家本质的科学论证中，对国家经济职能的性质也作了初步探讨。他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的力量。”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就是为了自己的财产关系。”在《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更为明确地指出：“现代的国家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马克思这一时期对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性质的论述，为他后来阐述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理论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前提。

　　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大量的有关国家经济职能问题的资料。这些现实的或理论的资料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国家利用中央银行制度对经济调节的措施问题；国家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的性质及其作用问题；国家财政制度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及其结构问题；国债的形式及其作用、流转方式问题；一国的人口密度、人口迁徙、人口发展和国内移民等问题。在对这些资料的研究中，马克思还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结论。他在1851年2月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提到：“危机的过程所以和货币流通有关系，那只是因为国家疯狂地干预货币流通的调节，会更加加深当前的危机。”在《伦敦笔记》写作期间，马克思不仅对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性质有了十分清楚的认识，而且对国家经济职能的形式有了较为广泛的理解。

　　在《经济学》的“六册结构计划”和《资本论》的“四卷结构”中，国家论题一直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特别引人注意的是，马克思在1862年底提到《资本论》之后的经济理论体系内容时指出：“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经济学原理’的东西。这是精髓（同第一部分合起来），至于余下的问题。（除了不同的国家形式对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外），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马克思把“不同的国家形式对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的论题，确定为国家问题的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同时也将这一论题看作是“别人”难以完成的问题。

　　《巴师夏和凯里》手稿在马克思经济思想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突出地表现在对国家论题的经济学研究上，特别是表现在对“不同的国家形式对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问题的探讨上。马克思的这一探讨，主要体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在对凯里对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关系论述中三个错误观点的，对经济学对国家问题研究的主要论题作了阐释；二是在对巴师夏和凯里经济学理论的比较中，从“民族”上对国家问题研究的方的要义作了阐释。

　　在《巴师夏和凯里》手稿中，马克思以凯里对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关系的研究为例，对相同的经济结构在不同国家形式上的变异及其程度差别作了分析。马克思认为，在这一问题上，凯里和巴师夏一样，都犯有“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错误”：

　　一是凯里错误地把美国的经济结构和国家职能，看作是唯一“正常的”，而与美国不同的所有关系都被当作是“”的或者是“非真实的”。马克思指出：“凯里把这一巨大的新赖以如此迅速地、如此惊人地和如此顺利地发展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生产和交往的的正常关系，这种关系在欧洲，特别是在他认为实际上代表欧洲的英国，只是由于封建时期遗留下来的而受到阻碍和损害，在他看来，英国经济学家只是地和非真实地观察、描述或概括这些关系，他们把这些关系本身的偶然和它们的内在性质混为一谈，凯里的这些看法不是十分自然吗?”在马克思看来，在对国家作用形式与职能变化的主要类型作出探索时，既不能把一国的国家形式机器作为固定的模式，去“规范”或“匡正”他国的国家形式及职能；同时，也不能借口国家形式及职能的差异性，而取消对国家形式及职能的一般的、抽象的性的探索。

　　二是凯里错误地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冲突或者“和谐”看作是国家职能和作用的结果。马克思认为，凯里的错误在于：一方面，“在凯里看来，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然关系所受到的传统的、并非来自这个社会本身内部的影响的干扰作用，最终归结为国家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归结为国家的和。”凯里错误地认为，除去国家的影响，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和谐规律就会得到事实上。另一方面，“凯里认为，经济关系的和谐是建立在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和谐合作上的。在本国内了这种基本和谐的英国，通过竞争界市场上到处都这种基本和谐，所以它是普遍和谐的因素。能够防御这一点的，只有关税，这是抵制英国大工业力量的国家强力的屏障。于是，国家成了‘经济和谐’的最后避难所，而它最初被斥之为这些和谐的唯一的者。”在马克思看来，国家介入经济过程的作用及产生的职能，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运行广泛而普遍地发展的结果；但这并不是说，国家介入这一过程后，经济运行的矛盾就消逝殆尽，或者说经济运行就会因此而变得“和谐”了。应该看到，国家的职能及作用形式，既不可能是社会经济统一性的“唯一的者”，也不可能是建立所谓“经济和谐”的“最后的避难所”。

　　三是凯里在他杂乱冗长的论述中，对材料加工和的随意性。马克思认为，凯里“从四面八方收集旧给他提供的大量材料，但不是为了去认识这些材料的内在，从而承认这些材料特有的，而是把它们作为死的例子，作为毫无差别的材料来进行加工，用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用来他从美国人的立场出发抽象出来的论点。”在马克思看来，在对国家作用形式及职能材料的分析中，必须把握材料的“内在”，必须看到这些材料都有其“特有的”，而不能从一个国家的模式出发，把反映别国国家形式的材料视为“无差别的材料”或“死的例子”。在对国家的经济学问题研究中，马克思十分强调对不同国家的“经验的事实”的探索；对不同国家作用及职能的特殊性和一般性的认识，都是从这些“经验的事实”的比较分析中得出的。

　　在《巴师夏和凯里》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巴师夏和凯里的理论形成于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民族”中，但却“他们产生了同样的意向”，也形成了“同样的意向”下的具体观点上的差异。

　　马克思在分析了美国和法国的不同的“民族”后，对凯里和巴师夏具体观点上的差异做了五个方面的区分：一是由于对国家的具体的经济职能认识上的差异，凯里是“关税派”，而巴师夏“却是贸易论者”；二是在对经济和谐的认识上，凯里在确认美国“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和谐”的同时，“确认同样一些关系在其世界市场的形式上的不和谐”，而在巴师夏那里，“这一切都不存在。这些关系的和谐是一种彼岸性，这种彼岸性正好从法国疆界的尽头开始，存在于英国和美国”；三是经济关系上的差异，面对“空前的规模和空前的活动发展着”的美国的经济关系，凯里“在经济科学方面，如关于信贷、地租等等方面，是富于可以说是真诚的研究的”，而巴师夏面对“法国这样一个如此古老国家的关系”，他“所从事的，只是对那种以对照而结束的研究做出令人满足的解释——一种虚假的满足”；四是在“非历史”和“反历史”这一共同性上也存在差异，凯里和巴师夏“都历史的和反历史的，但是，在凯里那里，非历史的因素是现在的历史原则，而在巴师夏那里，非历史的要素只不过是对18世纪的法国概括方式的留恋”；五是在方法上，“凯里不拘形式，杂乱冗长，巴师夏则矫揉造作，注重形式逻辑。巴师夏所提供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些以反论方式表述的、经过精雕细刻的陈词滥调。在凯里那里，先是以学理形式提出几个一般论题。接着堆积一些未加整理的材料作为——他的论题的材料完全没有经过加工。在巴师夏那里，除某些局部的例子或者把英国的正常现象加以想象的编撰以外，他的唯一材料只是经济学家们的一般论题。”

　　马克思对巴师夏和凯里经济思想的“意向”和“民族”这五个方面关系的比较研究，不仅对于区分以巴师夏为代表的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和以凯里为代表的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理论取向和国别、民族特色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我们理解经济思想史上各种经济学流派、的国别、民族特色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忽悠美女老板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