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你的前世今生【内容提要】宋代商品经济和文化大发展，商人增多。职业要求商人必须具备至少初步的文化水平，亦明确要求为朝廷服役的商人或者担任采买者必须识字。宋代识字的小商人或商铺的从业人员比较普遍，大中商人的文化水平多高于小商贩。从事远洋海外贸易的商人不但识字，更精通外语，并服务于朝廷外交。商人重视子孙的文化教育，其女眷至少要学会算账。宋代书商多属儒商，他们发出并民间声音，打破了一元化的言论，文化水平和贡献超过多数士大夫。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宋代商人也创造了新的商业文化和社会文化。

　　【内容提要】晚清以来直至时下的学者均认为，康熙开海后至乾隆十四年（1749）间的早期贸易情形由于案牍已难考索，故相关研究均从乾隆十五年说起。实际上，相关档案尚存人寰，可资利用。本文主要依据这批尚未被引用的档案，结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所载，专门考察清代早期贸易情形，对康熙开海后至乾隆十四年间由广州入口的洋船数量及其载运的商品与白银等作出估算，认为洋船数量持续增多，其输入的绝大部分是白银，每年在100万两至200万两之谱。其贸易格局对当时及后来的广州对外贸易规制也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从而基本上链接了清代前期开海后贸易的缺环，为完整考察清代贸易历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内容提要】元代地价资料并非是有意识地系统记录的结果，因此首先应对相关文本作历史学的解读。元代徽州地契比较充分地反映了祁门县南部阊江流域中下游的土地交易情况，通过把地契中土地转换为标准“上田”，可以初步实现价格的“序列化”。主要由石刻文献记载的江浙地价相对丰富，但存在真实交易与“投献”的区别。其他中原地区也有可供参考的地价资料。松江、大都等城内地价显著高于农地，且受城市经济影响。云南昆明、通海等地石刻记载的地价体现出元后期这一地区土地交易活跃，且价格能够有效反映土地价值。

　　【内容提要】典是传统中国独有的土地交易形式。本文运用产权理论，对“一田二主”实态下的典进行重新定义，以期更清晰地反映典的实际内涵，并对典和当、活卖及胎借等土地交易形式之异同进行辨析。“一田二主”实态下的土地典交易，标的物为田面（田面主为实际耕种者）时，与田面、田底合一的情况相同，转让的是土地的使用权益、收获权益及部分处置权益；标的物为田面（田面主佃与他人耕种）或田底时，转让的则是收小租或大租的权益，不涉及土地使用权益。当实际上是抵押借贷，与典有本质区别。在标的物为田面时，活卖和典几无区别，这是二者多被等同的根本原因。胎借源于福建，在传入地区后衍生出三种形式，即普通胎借、对佃胎借和起耕胎借。土地交易方式的不断更新和演变，土地不断流转，土地资源持续优化配置，或可为论证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延续提供新的思或视角。

　　5.景文玉 曹树基：土地产权与20世纪50年代的“富农倒算”——以山东L县李绪海倒算案为中心

　　【内容提要】本文从分析中国传统乡村土地产权关系入手，尝试解释1955年后出现的富农倒算问题。通过对薛暮桥关于山东地权结构的相关论述，以及富农倒算案的细致考察，本文证明山东农村同样存在类似于南方的“一田二主”地权结构，有抵押和土地活卖（典当)等不同的土地交易方式。所谓的“富农倒算”，实质上是在地权结构调整过程中，政策与土地市场的交易规则出现矛盾所致。司法机关将土地典当视为“改出”，将田底与田面的划分视为“倒算”，这样就将土改时的中农重新划定为富农。富农倒算案的大量出现，一方面是为了推动合作化运动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有力地打击了中国乡村传统市场经济，为全面的集体化奠定基础。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近代中国若干年度已有的宏观经济数据——P、消费、进出口以及对外投资数据的估算，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国民收入核算方法估算出购买的时间序列数据，首次估算出我国1903—1936年的投资额并据此得到购买长序列数据，分析了近代中国财政收入与购买的关系，通过价格指数和进口额验证了投资数据的准确性。本文认为，通过柯布—道格拉斯模型中的人口、资本、P等数据得出的近代中国传统产业的投资额存在一定可信度，从而了购买时序数据估算的可靠性。

　　【作者简介】陈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教授；邓颖杰、杨广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对山区农田水利的量化研究，有利于考察山区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演变的空间特点及其影响机制。本文首先分析了GIS方法在当代云南山区农田水利量化研究中的可行性，并以云南山区较为典型的中小流域——掌鸠河流域为研究案例，基于县级档案资料，在数量和空间两个维度上量化研究了20世纪50—80年代云南山区农田水利建设的演变过程，进而分析山区农田水利建设演变的影响机制。20世纪50年代以来，云南山区农田水利建设的重点区域经历了一个由中下游河谷和平坝区向半山区、山区扩展，然后又回到中下游河谷和平坝区的过程，这是农业政策和自然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为利用跨学科方法和多技术手段量化研究水利史进行了尝试。

　　【内容提要】关中刀客依托卤泊滩生产、贩卖私盐，卤泊滩周边地区是其重要的聚集地之一。光绪三年（1877），陕西，刀客乘时而起，入城杀官，给陕西地方以极大的震动。同州府知府饶应祺在卤泊滩地区设置新县加大弹压力度并将卤泊滩土盐“化私为官”，征收盐税。山西盐政以保障官盐正课为由最终了这一，并要求陕面与其共同打击卤泊滩土盐产销。刀客与地方的矛盾也持续，这应是清末关中刀客产生反清意识并附着的缘由之一。

　　【内容提要】抗战时期陕西棉业的发展在中国近代棉业史上有着特别的意义。随着抗战爆发后传统棉业格局的变化，陕西棉区不得不面临新的与困境，棉花生产在制度变化和技术改进的前提下，地维持着与粮食作物间的相对平衡。传统棉花供需环节的断裂和后方各省对原棉的迫切需求，陕棉转运川渝，虽然以和各大纱厂为主要运力，但陕棉的外销数量和比重都较战前降低。这一方面反映了战时棉花外销的实际困难，另一方面也为迁陕的当地机器纱厂提供了原料准备。战时纱布急剧短缺的下，陕西机器与手工棉纺织业出现了共同繁荣的局面。战时陕西棉业的发展，是全国经济格局变动下后方产业要素自身重组的结果，也反映出后方省际贸易和传统生产方式的复兴在保障战时经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内容提要】西汉多黄金并于东汉消失的命题一直为古今学者关注。西汉黄金总量大约在1 000吨左右，主要来自西汉以前历代积累、者的、冶炼技术提高后的生产以及海外贸易进口。有入东汉巨量黄金消失的“消耗说”“海外贸易流失说”“黄金系黄铜说”等论点均不成立，西汉巨量黄金大多因西汉的厚葬、聚财意识，战争以及东汉后黄金支付功能的消退、储藏功能上升，而被和窖藏在皇陵、诸侯王墓室及富商大贾活动的地方。1999年西安东北郊未央区一次性发现219枚西汉金饼与2015年西汉废帝刘贺海昏侯大墓一次出土378件纯度达99%的金饼，是这一考证最重要的。

　　【内容提要】认识明代基层役户的应役实态是理解国家赋役派征体制的重要内容。作为明代江南财赋的调征重地，苏州府役重役困现象的出现与国家的财政设计和江南赋役政策密切相关，是明代江南徭役问题的典例。宣德以来，为疏解差役压力，重建宋元义役之法，苏州府形成国家排役之外的又一应役模式。根据推行主体的差异，苏州义役分为官置和民置两种，前者依托国家强制推行；后者则是当地富民出于保富目的的自办之举。在地方财权不敷事权责任的明代财政体制下，民置义役的兴起凸显出富民群体在国家赋役征收和基层治理中的重要角色。因此通过对苏州府役户的应役实态考察，可以为回答明代江南的长期役困事实和地方派役长期维续的矛盾提供一种合理解释。

　　【内容提要】本文详细分析苏州《潮州会馆记》碑文所载会馆祭业内容，认为康乾时期潮商从扩建会馆与置买商铺两方面购置祭业，这些祭业选址阊门外地值千金的商业繁华区，颇见潮商投资房产的长远眼光。然而乾隆时期最有价值祭业契券遗失一事出会馆祭业管理不为人知的复杂内幕。潮阳人武进士马登云出任董事，当与清理整顿会馆祭业有关。通过省、府、县地方的立案运作以及镌刻碑文，会馆重新确立全部祭业的所有权，解决了祭业流失危机。《潮州会馆记》还表明，除京师潮州新馆祭业外，其余17项祭业完纳漕粮，统一由粮户荣承担，荣并非具指某一潮商，而是潮商立足苏州开立户籍的虚拟粮户名字，它不仅完纳漕粮，也是苏州潮州会馆众商共用的户籍身份。会馆借助乾隆三十五年（1770）吴县清丈及花户重新造册之机，调整为两类漕粮完纳模式，了清代苏州潮州会馆祭业的户籍登记与漕粮管理机制。

　　【内容提要】清同治年间西商前往西疆贸易中断，商民生计难以维系。为了边境商业秩序和增加财政收入，清廷同意西商假道恰克图出洋贸易，在税厘、归票银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并严格西商假道恰克图的贸易线、贩运茶叶名色等，以避免西商与北商的经济利益冲突。然而在商业贸易过程中，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致使西商不堪重负，假道出境贸易的热情不断衰退，亦出现行贩杂色茶斤、夹带私茶等逃厘漏税现象。

　　【内容提要】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本土及其占领地之间的鸦片生产、加工、消费等角色定位逐渐清晰。其中伪蒙疆控制区是重要的鸦片产地，其定位是向其他占领地提供吸食用鸦片和保障伪的财政收入。直到日本战败，伪蒙疆控制区一直是其最大的鸦片生产和出口地。同时日本通过建立鸦片管理机构、推行鸦片产销及供求调节政策等，在占领地间对鸦片产销进行直接干预，构筑战时鸦片管理体系。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蒙疆”所产鸦片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了计划调节。本文以伪蒙疆的鸦片供求调节政策为中心，以伪蒙疆产鸦片的生产与运销、日本殖民历次鸦片供求调节会议为线索，对日本侵华期间的鸦片政策进行探讨，以期更为全面地日本的侵略。

　　【作者简介】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副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裴丽婕，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高宇，日本武藏野学院大学教授、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兼职教授。

　　【内容提要】1941年下半年粮食部成立，后方各省普遍实行田赋征实、粮食征购，国民手中掌握了大量粮食。1941年9月，粮食部利用陪都重庆原有粮食加工设备，筹组中国粮食工业公司，办理战时军粮民食加工制造，解决陪都粮食供应问题，建立粮食工业基础，以期实现孙中山提出“粮食加工工业化、标准化”目标。该公司筹设及运作显示对于粮食加工业的参与度在逐渐提高，从以前的完全转向最大程度的实际运作与管制。其发展径亦展示出需要及国家资本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曹洪军，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创新与战略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任铭，中国海洋大学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