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子女忽视波动性变化的长期投资者相当于每年放弃财富的2.4%。这一结果与美国股市数据提供的大范围参数相一致，并且对不确定性的估计具有很强的支持性。本文作者提出并测试了一个新的维度，波动组合（volatility composition）渠道，以了解投资期限（investment horizon）与波动的时间性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如果收益的均值回归量（mean reversion）随波动率不成比例地增加，而且如果均值回归发生得很快，投资者对波动率变化的反应就会大大减小。我们发现这些情境在数据中不太可能持续。

　　通过使用美国通用信用卡市场超过四分之一的数据，本文作者发现超过29%的账户经常性以近乎或等于最低支付额(minimum payments)的金额债务。为了解释低金额的普遍存在性，我们利用发行者最低支付公式的变化来量化两种潜在理论的解释力:流动性约束和锚定（liquidity constraints and anchoring）。至少22%的近乎最低支付额的账户(以及所有账户的9%)对公式变化的反应与锚定一致，而不仅仅是流动性约束。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固定一个契约条款对家庭的还款决定有显著的影响。

　　本文显示了股息政策有同行效应(peer influence)。本文的估计显示，公司将调整股息的时间提前了约1.5个季度，并将支付额提高了16%，以应对同行的变化。同行效应在提高股息而不是减少股息中起作用。与股息相比，回购政策没有显示出同行效应。此外，公告收益表明，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期了同行效应的后果。总体而言，同行之间的相互影响约占总股息支付的12%。

　　通过一个具有特殊投资风险的两个国家之间的一般均衡模型中，本文作者研究了抵押贷款（collateralized lending）和证券化（securitization）对国际资本流动和福利的影响。低利润率的国家(国内)内生性地提供了更多的安全资产，并实现了更多的风险分担。在金融一体化之后，资本从国外(高利润国家)流向国内，导致利率下降和全球安全资产供应增加。与部分股票发行的标准模型不同，在本文的模型中，由于风险分担的内生减少，家庭可能会因金融一体化（financial integration）而损失，而总冲击可能会产生巨大的总资本流动。

　　本文使用一个包含标准普尔500指数、波动率指数收益（VIX index returns）和期权价格（option prices）的不平衡面板来估计一个灵活模型，并分析波动率期权对模型的样本内和样本外绩效的贡献。本文作者发现，它们包含了关于不同时间跨度的风险的有价值的信息，而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没有涵盖这些信息。这些有价值的信息能够帮助增强方差风险溢价（variance risk premium）的估计。本文还获取了关于方差风险溢价期限结构的新见解，提出了利用这些见解的交易策略，并展示了如何改进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收益预测。

　　本文作者研究了公司债券收益率的横截面决定因素，发现下行风险是未来债券收益率的最强预测因子。根据公司债券的普遍风险特征，本文还介绍了常见的风险因素——下行风险、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downside risk, credit risk, and liquidity risk），并发现这些新的债券因素具有经济和统计上显著的风险溢价（risk premiums），这是长期存在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因素无释的。本文作者证明，新提出的风险因素比文献中考虑的所有其他模型都更能解释行业回报率和按规模/期限排序的公司债券投资组合。

　　通过对拥有灵活汇率的国家的日常异常性外汇收益率进行分析，本文显示出，在未计划的、公开的主权债务评级下调宣布(public sovereign debt downgrade announcements）之前，本币贬值。这种效应与“私人信息”（private information hypothesis）相一致，并且这种效应在制度质量较低的国家更为明显，而且在控制了同时发布的公共信息和即将下调评级的之后，这种效应依然成立。如果将异常的外汇收益率与全球套利（global carry）和美元风险因素、全球股票和债券回报率以及本地股市回报率进行调整，结果仍然保持不变。最后，这种货币贬值是永久性的，这为基本与货币市场之间的联系提供了。

　　本文证明从事后估计和事前估计的角度来看，异质跳跃（idiosyncratic jumps）是决定股票平均回报的关键因素。事后估计，一只典型股票的全年平均回报率在其价格上涨的4天内累积增加。事前估计，异质跳跃风险会带来溢价:一个周均价值加权的的空头投资组合（weekly long-short portfolio），买入(卖出)具有高(低)跳跃概率预测的股票，年平均回报率为9.4%，四因子阿尔法指数（four-ctor alphas）为8.1%。当套利行为受到更大时，这种策略的回报会更高。这些结果与投资者对异质跳跃风险的厌恶一致。

　　本文研究股东是否推动了全球企业的和社会(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performance)绩效。在41个国家中，机构所有权与和社会绩效呈正相关，额外的测试表明，这种关系是关系。机构的动力来自于财务和社会回报。投资者在收到绩效带来的财务收益后，增加了公司的和社会绩效。从横向上看，当投资者来自那些对企业的和社会问题的重要性有着强烈的国家时，他们会提高企业的和社会绩效，但反之则不然。正因如此，这些机构投资者界各地传递了他们关于和社会问题的社会规范。

　　本文在一个单位与另一个单位都面临税收破产权衡（tax-bankruptcy trade-off）的情况下，确定了该单位对第二单位的最优持股比例。当第一个单位拥有正债务时，完全所有权是最优的，因为股息有助于避免违约。反过来，当企业税率超过一个阈值(threshold)，且/或资本充足率较低的为第二部门的债务水平设定了上限，且/或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向第二部门转移纾困资金时，正债务是最优选择。只有在对公司间股息征税的情况下，完全所有权才不再是最优选择。这一理论在对跨国公司、金融集团和家族集团的观测是合理化的表现。

　　我们测试熊市风险( bear market risk)，即未来熊市状态概率的时间变化，是否被定价。本文作者构建了一个阿罗-德布鲁证券（Arrow–Debreu security），在熊市状态从交易的标准普尔(S&P) 500指数期权中获利，并利用其收益来衡量熊市风险。本文作者发现，熊市的β系数(熊市的风险)与预期股票回报率有很强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是强劲的、持续的，并且在流动性强的大型股票中仍然很强。历史上熊市的β系数还预测了未来的熊市风险的。本文的结论是，熊市风险是以横截面的股票收益来定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