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2016年中国企业总税率高达68%，远超世界平均水平40%。而《福布斯》杂志2009年曾发布“税负痛苦指数”榜单，中国高居世界第二。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系教授、税制专家胡怡建12月20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认为这些榜单和指数“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他提到，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中国的企业在纳税之外还要承担很多税以外的收费，造成了企业整体负担可能较重。今后，减费将是减轻企业税负的重要内容。

　　澎湃新闻（查阅福耀玻璃《2015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时发现，福耀玻璃2015年度的营业收入为135.7亿元，净利润为26亿元。而现金流量表里的“支付的各项税费”为13.8亿元。但“支付的各项税费”包括本期发生并支付的税费，也包括本期支付以前各期发生的税费和预交的税金。

　　审计报告显示，按税法及相关规定计算的当期所得税为4.3亿元。而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其他税费在内的应交税费为3.35亿。但审计报告中的所谓应交税费是指当期应交未交的税费，并非实际发生的税费，因此光从审计报告无法计算福耀玻璃2015年度的当期总税费。

　　但是，所谓的税负“轻重”，需要横向和纵向角度进行比较，存在一个统计口径的问题。“他说这个，肯定有他的依据和来源。但是到底怎么算这个（比美国高35%)，他直观认为中国的企业税比美国高，这是肯定的，但是高多少，没看到他的计算公式和数据，我们不能下结论。”

　　而从另一个指标，即税收比重（税收总量占财政收入比重）来看，胡怡建说道，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税收比重开始上升，从百分之十几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几。但近几年来，税收比重大概基本稳定在18%到20%之间，甚至略有下降。美国的税收占比要比中国高。

　　从宏观税负层面上，并没有迹象显示中国企业税负很重，或者近期明显税负上升。那么，为何民营企业家为何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呢？胡怡建认为，这其中存在一个结构上的问题，经济下行的压力也凸显了一些现行税制方面的矛盾。

　　胡怡建所说的结构上的问题，首先体现在中国税收中的企业税负和个人税负的比例上。在中国，企业是缴税主体。而在美国，个人承担的税负要多得多。“美国的个人所得税要占到总税收的30%，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只占到总税收的6%，它的个人所得税比较高，加上遗产税、房屋居住的时候有财产税；中国没有遗产税，财产税基本上也不征，所得税的比重不高，纳税的任务主要是落在企业上。虽然总的税收比重不高，但企业的占比比较重。”

　　前文提到的世界银行“总税率”（totaltaxrate），是世行每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中的一项，它指的是各国企业所缴纳的税费和强制缴费占营业利润的比例。在世行的报告中，2016年，中国企业总税率为68%，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0.6%和美国总税率44%，在新兴经济体中，略低于巴西的68.4%，略高于印度的60.6%。而目前制造业大量流向的东南亚国家，总税率从柬埔寨的21%到越南的39%不等。

　　在美国，企业不需要缴纳增值税，只需缴纳企业所得税。联邦政府征收35%的企业所得税，州政府则根据各州法律征收不同的税率，根据经合组织（OECD）数据，美国地方政府的企业平均税率为6%。因此，美国的平均企业税率加起来在40%左右，并不算低，近几年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都名列前茅。

　　胡怡建还提到，除了企业税收和个人税收比例、税和费总和负担较重外，中国现行税制也存在一些其他的矛盾，比如因为现在把征税重点放在企业上，税收在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但在收入分配和财富积累中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现行税制存在一些不平等分配问题，一些个人、企业的财产和收入比较高，但却可能没有承担太多的税负。反之也有一些收入不高的企业承担了过多的税负。而以上这些矛盾在企业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利润下滑时，就会显得尤为突出。

　　目前，减轻宏观税负是国家的一个基本方针。胡怡建介绍道，现在在减税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以上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注意到在结构上减轻企业的负担。而在减轻企业税的过程中，又尤其注意到税以外的费给企业造成的总体税费负担。

　　但鉴于目前一些民营企业家或者有着和曹德旺相似的感受，而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又将“制造业回流”打造成主要的竞选口号，计划推出雄心勃勃的税改方案，将企业所得税由35%大幅削至15%，是否会对中美制造业的竞争力造成影响呢？

　　胡怡建认为，特朗普是企业家出身，“他对企业可能比较感同身受，他认为经济要振兴，企业要发展，肯定要减轻负担。美国企业所得税35%很高，他要降下来减轻企业负担，振兴经济，应该说这个出发点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也要看他有没有减税的条件。”目前，美国的财政收入存在很大的压力，如果大幅削减税收这块，特朗普首先得想到办法在其他方面进行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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