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财政部公布了我国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年度数据，三本预算数据的背后呈现的是当前我国财政运行的基本态势和主要特征。日前，财政部公布了我国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年度数据，三本预算数据的背后呈现的是当前我国财政运行的基本态势和主要特征。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统计数据，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方面，2016年1-12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9552亿元，同比增长4.5%；全国性基金收入46619亿元，同比增长11.9%；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602亿元，同比增长2%。3项合计的全国财政收入为208773亿元。

　　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方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7841亿元，同比增长6.4%；全国性基金支出46852亿元，同比增长11.7%；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2171亿元，同比增长18.2%。3项合计的全国财政支出为236864亿元，高于收入28091亿元。

　　年度数据不仅明确显示了财政总量上的收支矛盾，更凸显了财政结构上的鲜明特征：一方面反映了各项财政收支的增长态势，另一方面反映了既有收支格局的调整、变动。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继续回落、性基金收入增速持续上升成为首要特征。2016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速较前三季度继续回落1.4个百分点，不但低于2015年的5.8%，更为自1988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趋缓的内在原因。2016年我国全年P增速6.7%，较2015年下降0.2个百分点，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进出口、全社会融资规模等指标的增速较上年也有不同程度回落，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的性较强，经济增速的下降表明财政收入增长的基础相对弱化，必然引致其增速回落。

　　其次，被赋予“稳增长”重任的积极财政政策旨在减收增支，是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趋缓的直接原因。2016年，积极财政政策在收入端的重头戏是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全年减税规模达5000亿，同时，为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多方面的减税支持。此外，还推出了清理涉企收费、扩大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范围等非税收入减收政策，全年非税收入仅同比增长5%，较往年有大幅下降。

　　在性基金预算收入方面，2016年累计增速虽没有延续前三季度跨越式增长的趋势，但仍保持上升势头，第四季度上升0.6个百分点。需要注意的是，全年性基金预算收入增速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呈反向变动趋势，前者逐季上升，后者逐季下降，说明减税降费的积极财政政策产生的较大收入压力有部分通过性基金收入缓释。

　　收支格局变化的第二个特征为，央地收入格局基本未变，地方收入增速仍然显著快于中央收入增速。在2016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的占比分别为45.4%和54.6%，而2015年分别为45.5%和54.5%，虽然年内中央地收入格局有小幅调整，但最终基本上回到了2015年的局面。在性基金预算收入中，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的占比分别为9.0%和91.0%，相较于2015年的9.7%和90.3%，仅有0.7个百分点的调整，既有的格局也基本上没有改变。

　　从一般公共预算增速来看，2016年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的同比增速分别为4.7%和4.2%，同口径增速分别为1.2%和7.4%。从性基金收入增速来看，中央收入同比增长2.6%，地方收入同比增长12.9%。可见，地方收入增速仍然显著快于中央收入增速。

　　第三，营改增作为我国财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影响着税收收入结构的改变，还有，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引致各税种收入不同方向变动。

　　2016年我国的税收收入130354亿元，同比增长4.3%，增幅下降0.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税收收入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收入列前三位的是国内、企业所得税、进口货物、消费税，占比分别为28.6%、20.2%、9.0%，突出表现为营业税的退出。因此，税收收入结构的改变的主因是“营改增”。一方面，使得和营业税之间此消彼长，2016年同比增长30.9%，其中改征增长2.7倍（1-5月增长33%，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的6-12月增长4.5倍）；营业税同比下降40.4%（1-5月增长37.3%，6-12月下降95.9%）。

　　另一方面，使得流转税和所得税之间此消彼长，营改增是以减税降负为特征的一项，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的2016年6-12月，改征与营业税总计同比下降16.9%，而2016年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总计同比增长9%，且其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为27.3%，达到近年峰值。这一变化体现了我国税制结构的优化，向真正的流转税与所得税为主体的复合税制迈近了一步。

　　此外，国内消费税同比下降3.1%，工业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1.3%，资源税同比下降8.1%，印花税同比下降35.8%（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下降51%），这些税种收入的变化均囿于经济的景气程度。而车辆购置税同比下降4.2%，则主要受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的政策影响。而有所增长的税种，除了进口环节税收受部分大商品进口价格回升影响外，主要集中于房地产相关税收，其中，财产转让所得税同比增长30.7%，契税同比增长10.3%，土地同比增长9.9%，房产税同比增长8.3%，城镇土地使用税同比增长5.3%，均得益于房地产交易活跃。

　　最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进一步大幅回落，性基金预算支出延续逐季大幅增长的态势。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呈现逐季回落态势，且回落速度加快，第四季度累计增速为6.4%，较前一季度下降6.1个百分点，较2015年下降9.4个百分点，增速不但回落至个位数，也是近3年来的最低水平。支出规模较上一年增长，反映出积极财政政策对重点支出的保障，支出增速放缓则反映出在收入增速放缓的前提下支出趋于保守。

　　从我国一般公共预算重点支出按规模和增速排序来看，2016年教育、社保、城乡社区、农林水、医疗卫生等重大民生支出仍占一般公共预算的主要地位，然而，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的规模和增速均处于末位，科学技术支出虽然增长较快但规模也不足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两项支出需要增加力度。在所有支出中，增长最快的是债务付息支出，2016年增速达40.6%，其中的风险不得不重视。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的赤字率达到了3.8%，加上性基金预算赤字，规模不得小觑。财政赤字除了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其他预算资金、结转结余资金外，只能通过举债弥补。如果再考虑到债务置换及“明股实债”性质的专项建设性基金所可能产生的债务成本，债务付息支出规模或将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快、越滚越大，所带来的风险必须。

　　2016年全国性基金支出增速较2015年高出24.4个百分点。事实上，自2015年二季度开始，性基金支出增速即呈逐季增长的态势，2016年第三季度增速由负转正，第四季度更是大幅增至11.7%。地方支出是支撑这一结果的主要力量，尤其是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支出的贡献。2016年中央性基金本级支出同比下降4.3%，而地方性基金相关支出同比增长13%，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相关支出同比增长6.8%。

　　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供给侧结构性注入了新的内涵，除了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5大任务之外，提出要推进农业、房地产市场、实体经济等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以及增强供给侧结构性的内生动力等新的任务。

　　事实上，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虽然初见成效，但也较大瓶颈，要提高供给侧结构性的效能，需要在全面梳理供给侧结构性内含的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找准“痛点”发力。“痛点”最终还是要落在产业结构上。在财政运行呈现若干结构性特征、财政资源相对不足的前提下，可着力打造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四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形成新动力推动经济增长。

　　在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础上，财政政策需面向支持“四新”。一要对“四新”出台统一的财税支持方案，二要出台更为细致、全面的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一揽子财税政策，三要处理好与“四新”之间的财税关系，四是综合运用具体的财税工具，以“组合拳”的方式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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