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经营报主办的“2017中国企业竞争力夏季峰会”7日在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出席并发表。

　　高培勇表示，一带一实施过程中要给企业减税，是因为我们中国的税收和境外比相对偏高，且税收来源结构需要调整。我们现在实施的减税，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钱来减的税。

　　高培勇认为，借钱减税这件事给我们带来两点：第一，在一带一的实施过程中，因为税收制度的全球化，在推进过程中肯定会遇到种种障碍。第二，一带一的实施对于中国的税收制度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改革的推动。每当我们在某些改革的项目上止步不前的时候，如果有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冲力，往往会使得久拖不决的改革方案破土而出。

　　郎永淳：刚才几位都讲到了互利共盈，我们看到投资在其中存在，我们还应该看到在税收方面，其实有一些实际共赢的案例，我们一带一沿线个国家，已经签署了税收的协定，2016年我看到数据是为中国的金融机构减免了境外税收278亿，为境外的纳税人在中国见面税收280亿，基本上是平衡的。我想问一下高院长，您给我们解读一下，未来税收的协定会为境外企业国际税收难题带来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高培勇：我觉得有两个难题，一个是为什么在一带一实施过程当中，涉及到减税问题，为什么要减税？起码一个潜在的判断，我们中国的税收和境外比相对偏高了，否则我们没有必要减。比如中国的企业到海外投资，我们给他减税，按照经济全球化的一般逻辑，如果你的企业到了投资国，你的税负比当地的企业，你减了以后如果低的话，这是不被国际上所接受的。这你就能理解，我们的企业相对投资国来讲背的税负水平相对比较高。

　　中国的税负是不是就比国外要高？总体来说，我们一直在论证，总体税负我们并不比国外高，也就是说把中国所征的做，我们的税负并不比其他国家高。你企业为什么要减税，人家过来你也要减税，原因是我们的税制结构是不一样的。中国人脑子中，缺钱找企业要。一年我们所征收的全部税收当中，90%甚至更多的钱是出于企业腰包的，这跟海外的税收来源结构是绝对不一样的，大体上来讲，企业交的税和个人交的税一般至少是占一半的，所以这是一个结构需要调整的问题。

　　倒过来接着讲，中国在实施一带一的过程当中，给企业减税了，那么他拿什么减？这也是一个大家要关注的话题。我们说目前的条件下，其实最好的减税的办法，就是给企业减税，然后给个人，我讲的自然人，要加一点税，这才是一种平衡的办法。可是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出现的问题是，给家人加税非常困难，给减税非常容易。所以这两者之间出现的差额是通过增发国债来弥补的。我们现在实施的减税，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钱来减的税。

　　我想接下来的话题就是说，这样的径能不能持续？我总是要减，只要企业到海外投资就减，境外到国内投资我也减，减了以后，我支出并没有变，该干所有的基础设施，给大家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能差的，怎么办？现在采取的办法就是借钱来支撑这件事。这其中就给我们两点非常重要的，其一，一带一的实施，你如果把它当作一项公共物品，特别是全球性，或区域性公共物品，我们会收回一个结果，就是税收制度的全球化，在推进一带一过程当中，肯定会遇到种种的障碍。

　　其二，就是它对于中国的税收制度而言，它是一个极大的改革的推动。每当我们遇到在某些改革的项目上止步不前的时候，这时候如果有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冲力，往往会使得就久拖不决的改革方案会破土而出。这是我们从税收上能解读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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