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于1960年代，曾对国民生活和经济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少子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经济长期低迷，致使与当初设想的经济条件和前景差距越来越大，离最初的目标也越来越远，这些严重和了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这次野田内阁冒着风险推行的，就是通过提高消费税实现整个世代共同负担，缩小代际间及代际内的不公平，构筑“全世代对应型”社保制度。通过充实、稳定社保和财政健全化两个目标的同时实现，提高国民对未来生活的安全感和国家的信任感，增强消费和投资预期，减少不安，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社会保障；税制；“一体化”；少子老龄化；代际负担转移中图分类号：F1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1-0030-05作为日本“国民共有财产”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战后经济增长支撑下迅速推进的。1960年代日本实现了国民皆保险、皆年金的社保制度。但是，历经半个世纪之后，随着少子老龄化等人口结构、长期共减少等雇用基础的变化，使年金给付以老龄者为主，负担主要是现役世代，代际间、代际内给付与负担差距越来越大，老年医疗费支出的飞速上涨使社保财源不断告急，经济的长期低迷使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旧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形势的需要和发展。

　　2004年日本曾对包括年金制度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过全面，为增加社保收入提出了不断提高社会保险费的对策，以及缩小制度间差异的“一元化”、提高消费税、增加公共年金收入等的设想。但由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再加上世界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及东日本大地震等，使一拖再拖。

　　关于减少财政支出，增加税收收入等财政再建，小泉之后更是被“经济优先”、“福利优先”主义所替代，多次大规模紧急经济对策以及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日本国债市场成了以日本银行为首的金融机构和投资家们的过剩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要舞台。但经济仍没摆脱萧条，社会保障制度也没能得到巩固。

　　基于这些条件的变化，2012年1月6日日本野田内阁冒着经济、风险终于出台了社会保障及税制一体化草案，2月17日提出了一体化大纲，3月30日内阁会议通过，并向提交了《为确保社会保障稳定财源而提高消费税等税制修正案法案》以及《关于地方税法和地方交付税修正案法案》。通过提高消费税实现整个世代共同负担，缩小代际间及代际内的不公平，构筑“全世代对应型”社保制度。“通过充实、稳定社保和财政健全化两个目标的同时实现，共同提高国民对未来生活的安全感和国家的信任感，增强消费和投资预期，减少不安，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为了后代子孙必须维持国民“共有财产”—社会保障制度，这是责任和义务。[1]103”

　　半个世纪以来，日本人口结构、平均寿命、长期工比例、家族形态及地域形态等以前支撑社保制度的社会、经济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问题给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带来了巨大和挑战。

　　1965年总人口9828万人，其中65岁以上人口618万，占6.3%，20～64岁人口5608万，是65岁以上的9.1倍；2012年总人口达到12750万，其中，65岁以上3083万，占24.2%，20～64岁人口7415万，是65岁以上的2.4倍。出生率只有1.39，出生人口为105.8万，死亡人数却为125.3万，人口又减少了20万。预计到2025年总人口会减少到12066万人，老年人占到30.3%，年轻人与老年人的比达到1.8倍，即不到两个年轻人就要抚养一个老人。

　　1965年平均寿命男的67.74岁、女的72.92岁，1985年男、女分别提高到74.78岁和80.48岁，到2011年又都提高了5岁，分别达到79.44岁和85.90岁，平均寿命83岁。现在日本平均年龄44岁，预计2055年将达到55岁。

　　1986年只有6.3%是老龄者家庭，1995年上升到10.8%，2010年达到了21.0%。并且，公共年金在这些家庭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2011年厚生劳动省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数据显示，老龄者家庭平均年收入307.2万，其中207.4万来自年金和恩给，占整个收入的67.5%；41.7%的家庭以年金收入为主，29%的家庭收入全靠年金[2]12。

　　近些年，日本年轻劳动力不断减少。并且，一方面年轻人想选择的时间上班，另一方面企业为了降低工资成本，致使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比例也在大幅度上升。1985年非正式工劳动力只有655万，占整个劳动力的16.4%，1995年上升到1001万，占20.9%，到了2011年增加到1802万，增加了2.7倍，占比上升到34.4%，2012年9月21990人不能成为正式工。非正规雇佣者比率达到了35.1%，平均工资收入也降到了历史最低，每月只有31.68万日元，由此带来的是工资的巨大差距和社会保险费收入的减少。1980年代只有丈夫参加工作的家庭是夫妇共同工作的两倍，到了1997年后者却超过了前者，并且，结婚率每千对中只有5.2，2011年总结婚件数只有66万。非婚、晚婚的人数增加，使出生率下降和单身家庭增加[3]34。

　　1965年厚生年金、国民年金被保险者数分别只有1867万和2002万，2010年增加到3441万和2943万人，由于未加入者人数及未缴纳保险者人数（近5年年金未缴付率达到40%）的增加，导致其社保费收入增幅并不大，但另一方面，领取年金者人数却是大幅度增加，厚生年金领取者1965年只有20万，2010年增加到1441万人，即2.4人厚生年金被保险者中就有1人正在领取年金。国民年金领取者1975年有273万人，2010年为2564万人。2010年整个公共年金制度中被保险者数为6826万人，领取年金者4005万人，即平均1.5人中就有1人领取养老金①。1970年整个社会保障费只有3.5万亿日元，其中年金给付0.9万亿日元，可到了2012年年金给付增加到了53.8万亿日元，同1970年相比增长了近60倍②。曾经有力支撑日本社保的人口结构、年功序列、终身雇佣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领取年金、需要高医疗费的老年人越来越多，而缴纳保险费的长期工却越来越少，这严重着社保制度的维持和发展。为了适应这种人口的变化，必须重新审视给付和负担的标准与义务，适当提高当今整个世代的负担，共同支撑这一制度的持续发展的基石[4]。

　　日本人口结 构等的变化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少子老龄化问题成了目前日本社会保障制度遇到的最大困难。

　　厚生劳动省每5年对公共年金进行一次测算。2009年的财政测算以2004年10月1日开始，国民年金保险费每年提高280日元/月，到2017年提高到16900日元/月，厚生年金保险费率从13.58%每年提升0.354%，一直到2017年固定为18.3%。收入替代率由59.3%降到2023年的50.2%，并固定下

　　来[5]103。 假设2010年出生者为0岁等为计算前提，用65岁领取年金时的价格推算出了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的给付与负担比。

　　由此看来，无论是国民年金还是厚生年金制度都存在代际间不公平问题，目前的制度中受益者主要是70岁以上老人，而30～40岁的年轻人则是主要的负担者，代际间负担转移问题严重化，致使近5年保险费缴付率连续下降。到2012年，保险交付率已不足60%。

　　老龄人口增加直接导致医疗费等社会保障费支出的快速上升。日本1970年社会保障费只有3.5万亿，到2012年增加到109.5万亿，社会保障费占国民收入比，1970年为5.77%，2000、2012年分别为21.01%和31.34%。2012年度社保给付费占P的比为22.8%，其中年金给付54万亿、医疗费支出35万亿、福利及费21万亿，65岁以上老年人的支出占了24.2%，到2015年预计给付费增加到119万亿，2025年将达到145万亿日元。

　　1970年社保医疗费只有2.1万亿，2012年医疗费达到了35.1万亿，平均每人46万日元，并且年龄越大社保医疗费越高，65岁以上老人人均近70万，后期老龄者有的高达110万，在家医疗的老人17万人/日，在家费353万/日。国民健康保险人均医疗费4.584万日元，后期老人平均8.742万日元。随着国家负担能力的下降，日本医疗保险制度会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消失。

　　现行的社会保障方案是基于2010年的财政收支计算得出的。2010年度国家社保经费16.6万亿，当年消费税收入为6.8万亿，预计到2015年国家为充实社会保障，年金需增0.6万亿、医保和需增2.4万亿、生育子女需增0.7万亿等共增约3.8万亿的支出，因提高效率而削减1.2万亿的支出，社会保障费净增加2.7万亿，相当于提高1%的消费税；在这同时稳定社会保障还需要10.8万亿经费，其中包括2.9万亿的基础年金国库负担1/2、7.0万亿的社会保障费和0.8万亿的消费税增加及物价上升带来的社保支出的增加。10.8万亿社保稳定费相当于提高4%的消费税，据此提出了提高5%消费税等对策[6]。

　　具体内容：年金制度内容比较丰富具体。主要包括6个方面：（1）所得比例年金与最低保障年金合并成一种新的公共年金，年保险费率为15%，最低保障年金满额7万日元。（2）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基础年金等每月增加1.6万日元。（3）减少直至停止对高收入者的年金给付。（4）基础年金国库负担1/2长久化，不足部分靠增加的消费税。（5）降低厚生年金保险加入资格标准，由一周必须工作30h降为20h，年金领取年限也由25年缩短到10年，只是不满10年的只能领取41%，以增加加入保险者数量。（6）为了被用者年金整个制度的公平和稳定，从2015年10月实施共济年金与厚生年金一元化，保险费到2018年都提高到18.3%，共济年金废除职域部分后与厚生年金给付相同，都是230940日元。一元化后的厚生年金的给付与负担全部计入国家厚生年金账目，定期进行财政检验，财政收支报告提交厚生劳动大臣，积金运营状况每年提交报告审议[7]。

　　医疗方面主要是强调服务功能的效率化、重。医院、医师、病床以及在家等医疗设施的配备一定注重效率和重点的配给，逐步将医疗团队、资源共享、注重预防等措施制。

　　少子化、子女生育对策，为保障所有的孩子有良好的成长，对有孩子的家庭给与补贴，扩大保育范围和质量，在给付和设施上实施幼保一体化，新设地域型保育给付，扩大对有病儿童及放学后儿童的保育；确保新体制的财政财源以数量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实施主体市街村，由整个社会负担其费用，推进体制和财源一体化。对生孩子前后休假期间减免妇女保险费。

　　这次都是为完善支撑国民自立、生活的社会保障制度，强化保障功能，确保财源，构筑“全世代对应型”社保制度而提出的。

　　税可以说是“社会会费”。年金、医疗等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水道、道等社会基础设施、教育、、消防、防卫等公共服务，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提供这些服务需要大量经费，税收就是用来支付这些费用的。税收来自大家的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和支撑，通过税收再分配，使国民广泛、公平的享受到公共服务及福利。维持公共服务支出，充分、稳定的税收来源常必要的。社保给付等福利应与税、保险费负担基本相当，不能把负担转移给下一代，这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日本社保制度曾被世界称道为“国民财产”，是以相互支持为基石的，如今受到了少子老龄化、差距拉大等的冲击，这一基石将会被。社保给付需要财源作，不负担就不会有受益。现行制度是老年者是主要受益者，而年轻人则是主要负担着，这是不公平的。要想维持和充实国民财产，传承给子孙，我们这一代就应负起责任，使受益或负担不偏向某一世代。建立从孩子到老人都生活的整个世代对应型社会保障制度，其财源必须由大家分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恢复到“相互支持社会”。

　　人口结构、雇用、经济的变化，使消费税收入成为了日本财政收入的基干，且日本消费税与世界相比非常低，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消费税不偏向某一世代，是广而薄的全世代负担方式，不受经济的影响，是比较稳定的财源，对经济的影响较小。本次消费税收入将全部用于充实和稳定社保财源，并通过提高社保给付等社保制度完全返还给国民。

　　税制的具体内容： 消费税从2014年4月1日由1997年4月1日的5%（国家4%，地方1%）提高到8%（国家消费税6.3%，地方消费税1.7%），2015年10月1日提高到10%（国家消费税7.8%，地方消费税2.2%），时间为25年。国家消费税收入中一部分用以地方交付税返还给地方，由此计算得出，地方在消费税5%、8%和10%时分别得到2.18%、3.10%和3.72%的税收收入。法律这次通过提高消费税增加的13.1万亿日元收入（地方只剩下原来1%的消费税收入）将全部用于增加年金、医保、和少子化对策等4项社保财源，不能用于扩大机构支出等，通过社保完全返还给国民[8]。

　　提高个人所得税，从2015年1月开始所得超过2000万税率为40%，所得超过5000万税率为45%，年工资收入超过1500万以上的纳税起征点都按245万计算，平均每月提高了1000日元的所得税，征税时间为10年。从2014年1月开始对股票分红等金融所得的附加税税率由10%提高到20%[9]9。

　　资产税从2015年1月开始，降低定额扣除基数，提高继承税率，目的是促使资产尽早向下一代的转移。法人税，为了维持和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一直实施降低法人税率，今后为了振兴经济、扩大就业和国内投资，继续实施降低法人税率新增长战略。

　　为了切实有效地保障以上税制的推行，从2015年1月开始实施社保和税收一号制，以确保国民给付与负担的公平性、明确性、透明性，国家和个人对自己的收入、受益、负担等一目了然，了如指掌，避免重复征税及多领给付等现象的发生，通过个人电脑信息就可以进行收入及给付确认、缴纳保险费和各种税收，手续简单明了。

　　关于以上，日本许多国民表示不理解，甚至反对增税。担心增税会增加国民负担，特别是会使低收入家庭生活更加；国民对不信任，增税后的税收收入不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带来经济的不景气。理论上，提高消费税会使可支配收入减少，当前消费减少，投资库存增加，带来新一轮的消费、投资减少，致使整个经济陷入不景气。关于这个问题，同时提出了治理通货紧缩，实现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方针，日本银行也会密切关注经济动态，时刻与保持信息沟通，制定适当的、灵活的金融政策以确保经济正常发展。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所长小野善康认为，增加的消费税不能随便支配，一定要用于促进就业、培育新兴产业等方面以最大限度刺激经济增长。菅直人也认为只要税收收入用不错地方就不会招致景气后退。至于提高消费税等会给日本经济带来什么效果及影响，都拭目以待。

　　[2] 【日】三井辩雄.日本社会保障読本2012年版「医療、年金、介護等の状況と将来」特集[J].週刊社会保障，2012（8）：

　　[4] 张玉棉.日本提高消费税增加公共年金收入研究[J].日本问题研究，2010（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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