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团队应用宏观经济模型来评估未来几十年中国慢性病的经济负担。其分析显示，从2010年到2030年，中国人口因慢性疾病所造成的经济负担累计将超过16万亿美元(以2010年的实际美元计算)，这个数字是日本的3倍，是韩国的11倍。这相当于慢性病每年给中国经济造成7.2%的额外税收负担。这个耸人听闻的科研描述的情况真的可能在现实中发生吗?

　　我们抛开哈佛大学科研团队研究过程中的技术问题，先看看现实世界中的人口健康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国人习惯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思维方式，然而一系列关于我国人口危机乃至人口崩塌的新闻却不断引发老百姓的热议。近日一条新闻显示，2017年实际出生人口比卫计委预期少了近400万。伴随人口红利消失、工作年龄人口占比不断减少，中国的经济将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与此同时，少子化现象与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剧，将对中国社会的结构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提高生育率，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然而一国生育意愿的水平受到社会、文化、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人口规模大，也会产生更为巨大的惯性作用结果，生育水平一旦降低，就很难再发生逆向的改变。与刺激出生人口数量相比，提高人口健康水平的工作，变得更为急迫，因为国民更健康，劳动力市场才能更稳定，经济才可能获得更加稳定的发展。另一方面，更加健康的体魄才可能造就高素质的劳动力，才可能让劳动要素产出的回报不断提升。

　　回顾2003年的型性肺炎，其在中国的6个月里，除了直接导致224起死亡病例之外，有多少企业事业单位因此疾病而处于停工状态?有多少人力物力被耗费在预防与阻击这个突如其来的疾病上?其对当年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直接与间接影响，至今难以统计。这个事件所产生的国民记忆，让我们中国人能够深刻地理解急性传染性疾病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慢性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如此，它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对一国宏观经济造成损失。首先，慢性病通过导亡减少劳动力的供给。其次，即使慢性病不会立刻导亡，慢性病病人也可能会选择提前退休，或者因为疾病缠身降低生产率。另外，慢性病病人可能会因为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改变他们的就业行为。而这些都会降低劳动参与率或降低劳动产出，从而减少有效劳动力的供给。第三，慢性病的治疗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从微观层面上看，治疗慢性病的高昂费用降低了人民生活质量及家庭可支配收入，从宏观层面上看，如果减少慢性病的发病率，那么治疗慢性病的部分费用便可以用于其他生产活动，例如投资于教育或基础设施建设等其他重要领域。因此，慢性病降低了国民收入的净可用性，阻碍了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此外，慢性病导致的生产力下降和劳动力供应减少使得国民生产总值下降，因此进一步减少储蓄和投资，形成恶性循环。

　　今天，烈性传染性疾病虽然很难再像当年的那样再度，但是，一些慢性疾病仍然能够很轻易地夺去我们的生命。比如，全国每天因心脏病发作而死亡的人数就已经达到当年全部因死亡人数的一半。虽然慢性病很少引起我们对鼠疫、天花、肺结核等病原体那样的恐惧，但其早已超越了传染病成为这个世界的头号杀手。慢性病不仅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人口健康问题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稳定和一国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

　　对比国际数据，2015年，慢性病在全球共造成4000万人死亡，而去年中国的慢性病的人口数占中国全部死亡人数的89%，占全部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的83%。但是，医学专家认为，其中1500万人是可以采用恰当的预防手段而得到有效预防的。如果不对慢性病最重要的因素进行控制，其对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十分沉重的。

　　患者个人的行为选择，可能导致一个国家在健康水平方面的整体产出，这一点毋须赘言。但是，对待慢性病的态度及相关的治理政策，除了会给个体造成进一步的影响之外，不恰当的政策选择，也会给国家宏观经济造成损失:一方面，对慢性病及因子若不加以强力的控制，更高的患病率及死亡率会导致有效劳动力的供给减少。另一方面，治疗慢性病，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这将使得降低在其他领域的投资;此外，是否重视慢性疾病的防治，以及投入资金、技术、人力的程度，还影响着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回到本文的标题和文章的开头，近期的这项科研显示，如果我们不做任何改变，慢性病对中国未来二十年内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达到16万亿美元。

　　万亿规模的庞大经济开支，显然是中国社会难以承受的。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中国和中国社会急需做出的重要应对就是--采用积极的预防措施，以降低慢性病的发病率，减少未来慢性病的经济负担，缓解慢性病造成的危害。采取预防措施，不仅会使我国人民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还会导致更为强劲的经济增长。

　　我们回头看看，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慢性病。国际上的导致慢性病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吸烟、污染、饮酒、以及由于高糖高脂饮食及缺乏锻炼。在中国，近三分之一的人在吸烟，每3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死，每天因为吸烟而死的人数约3000人;中国15岁以上的饮酒者每人每年要喝掉15升纯酒精，其中近五分之一的饮酒者为重度饮酒者;中国的肥胖人口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首位;空气污染导致了近五分之一的死亡。值得注意的是，与日本和韩国相比，我国的慢性阻塞性肺病对我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尤其严重，这种疾病给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分别是日本的9倍和韩国的22倍，吸烟(包括二手烟)、空气污染正是导致该病的主要原因。对这些因素的控制需要的决心和人民的配合。

　　近些年来，我国对慢性病的防控高度重视，于2016年相继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强调早筛查、早发现和早干预对慢性病防控的重要性，强调慢性病防控要贯穿全生命周期，这常值得肯定的。已经从慢性病的早期筛查、识别和因素控制入手，不断扩大慢性疾病预防工作的种类。为妇女实施“两癌”(即宫颈癌、乳腺癌)免费筛查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应该对预防慢性病的疫苗研发进行更多的投资，对疫苗的接种进行更多推广。疫苗接种对健康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因为疫苗的群体免疫性，不仅导致接种疫苗的人受益，也会让未接种疫苗的人从广泛接种疫苗中获益。其次，疫苗的广泛接种可能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并减缓抗生素耐药性的发展。由于用于治疗耐药性患者的二线及三线药物比一线抗生素昂贵，因此接种疫苗可能会降低医疗成本。疫苗接种也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价值。例如，接种疫苗的儿童得病的概率更低，这对儿童的大脑及认知功能的发育、教育以及长大后的劳动生产力都有正面影响。此外，更多的人进行疫苗接种，减少疾病的患病率，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家庭护理，让家庭更专注于工作，不会因为需要护理病人而分心或降低劳动效率。广泛的疫苗接种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少健康及财富的不平等，因为疾病对穷人的影响比富人更大。

　　需要制订政策搭建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平台，鼓励医疗信息技术创新，例如数字健康、个性化医疗及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改善慢性病患者的治疗和护理，减少医疗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提高诊疗效率、降低成本、提高医疗系统安全性。

　　但是，仅仅改变卫生政策是不够的。要取得更大的进展，就需要社会共同的努力。例如，可以通过制定相应政策来鼓励健康的行为、减少不健康的行为，如财政部征收垃圾食品税、烟草税等;农业部鼓励对健康食品的供应;食药监总局加强对食品卫生的监管;城市的建设者和管理者在规划城市的过程中，做好城市绿化，以改善生态、降低污染，设计更多更方便的自行车道、步行道等，以促进更积极的生活方式;企业也应该更关注员工的身心健康及生产力，例如，企业可以与保险公司合作，为那些健康饮食和定期锻炼的员工提供更优惠的医疗保险、人寿保险或长期护理保险。在各方参与的前提下，开展新型健康教育，已经成为一个系统工程。比如，在儿童时期对慢性疾病的因素进行干预，可能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更高的回报率，从儿童预防工作做起，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知易行难，在与慢性病及其因素的战争中，人人都不是看客。无论在政策层面抑或是个人行为层面，要想做出必要的改变并非易事。尽管如此，面对着不容乐观的少子化与老龄化的前景，如果我国希望继续保持繁荣富强的发展态势，就必须做好慢性疾病预防方面的准备工作。在一个发展尚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中国家，解决慢性病造成的健康和经济问题可能需要巨大的投入，但忽视这些问题的损失无疑将更为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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