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是经济话题的长期热点。近几年，关于宏观税负的讨论一直很热烈，围绕“减税”目标的税制也在推进。中国宏观税负处于何种水平，企业和个人该如何减税，这些总能引起热烈的讨论。

　　最近，原子智库独家专访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谈中国的税收。关于“营改增”反映出的税痛问题，李炜光解释了其中原理。他认为，流转税将是税改的方向，随着中国税制的规范化，减税应当成为常态。

　　李炜光：宏观税负是一个中国概念。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有这样的说法，大家一般用tax burden（税收负担）这样的名词，在微观层面对企业和家庭进行测算。世界银行每年会发布一百多个国家的总税率，中国名列其中，处于较高税负国家的一组。

　　中国宏观税负的具体数字，税收学界有大口径、中口径、小口径的说法。小口径就是税收收入跟P相比，中口径是收入跟P相比，大口径是全部收入（也就是国家收入）和P相比。

　　按大口径来算的话，我国的宏观税负应该在35%到37%之间，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的。降低宏观税负是2016年中央局做出的决议，最高决策层做出这样的决议，应该是第一次。这也证明我国的宏观税负确实已经偏高。

　　李炜光：中国现在的税种有18个，和过去相比没有增加，反倒有所减少，问题不是出在税种的设置。中国的税收以流转税为主体，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过去还有营业税。中国经济规模在做大，税收自然会增加。除了绝对数量增加，还有比例的上涨。

　　财政学里有个瓦格纳定律，传统落后的国家向现代的国家转型，财政支出上升是正常的现象。现在的中国和二十年前已经不是一个概念，支出必然增加。此外职能增加有时不完全和经济同步，会出现管事太多，职能部门增加过快、过大的情况，这也是经济转型国家面临的困境。

　　李炜光：中国的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流转税的特点是，它跟市场关系太密切。流转税直接取自于市场，每征一笔税都在影响企业，影响市场。打个比方说，一些高科技、数字类、高智能企业，前期研发投入非常大，可能根本就不赚钱，这时你向它征税，不利于企业发展。再比如说有一项，成本可以抵扣，人工成本不能抵扣。

　　高科技企业恰恰人工成本很高，设计师、程序员，和工程师的工资很高，人力成本在企业中能占到百分之六七十，可偏偏它不能抵扣。

　　李炜光：是对商品流转过程中的增值部分征税。企业只承担增值部分的税收，剩下都可以出去。通过进项和销项相抵，大部分税负出去。从税制设计来说，比营业税的设计更中性一些。营业税是全额，通过营业额乘以税率，直接就征收，税负容易偏重，还会有重复征税国民党八大金刚的问题。因此，营改增的转型方向应该是对的。

　　但是，的设计是有抵扣制，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征税过程必须非常严格。以前的营业税是地方税，地方可以跟企业有或默契，一些地方甚至实行包税性质的征收。

　　出现以后就不行了。是现代工业的产物，长链条、多环节，层层抵扣，各环节不能出问题。链条一断，税收链条就断，会影响收入来源。因此，对的管理要求很高。

　　这么讲究的一个税制，再搞粗放的管理，就行不通。国家税务总局通过金税二期、金税三期工程，都加强了管理的问题。原来的那套游戏规则全了。

　　原来有些企业家跟地方关系好，地方征税时放一马；企业搞两本账，进货、出货做点手脚，一些征税就不会征收。金税三期工程一推出，所有漏洞都有了，这就带来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企业规规矩矩的纳税，实际的税负就加重了。严加税收征管，很多时候确实会增加企业税负。

　　李炜光：建筑、餐饮和酒店等行业，很多项目事实上也没。比如说，建筑类企业的灰沙石料这种东西，都是从包工头那里进项，这就很难取得。金融行业、保险行业也有很多没有的项目。不能取得充分进项的企业，税费都会加重。我们去调研营改增的时候就知道，有些行业的企业觉得营改增确实有减税，有些企业觉得税负在加重。

　　原子智库：您认为“营改增”的转型方向是对的，“营改增”客观上却带来征税从严，会加重很多企业的负担。那么出在哪里？

　　李炜光：因此，要降低的税率。原来17%的税率，界来看都是偏高的。当时定这个税率的原因是什么呢？当时征管水平低下，考虑到有逃税漏税，于是制定高一点的税率，好能国家的收入来源。

　　现在已经严加征管，就没必要征这么高的税率了。所以，第一步应该把的税率降下来。中国现在率分6%、11%、16%三阶，这不符合的基本。未来中国的应当逐渐过度到两档，甚至是一档。

　　李炜光：现在的16%实在是偏高，我个人比较倾向于10%、11%。当然，这不一定能做到，或者不能一下就做到，它可以逐渐过渡。重要的是要有大方向，从多种税率过渡到单一税率，较轻的税率。

　　另外，我认为企业所得税也过高。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是25个点，比美国重一些，英国是20，未来几年之内将达到17%，世界各个经济体都在减税，重点都放在所得税。以流转税为主的国家，税负也在往下减。

　　这几年美国就在谈减税，减税已是世界性的趋势。中国一定不要高税率的政策。高的税率，就没法跟国外竞争。中国的税率要贴近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最好形成税率洼地，人才和资金才会往低处跑，否则中国自己的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也会往外跑。

　　原子智库：去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经历了比较大的修改。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个税开始朝综合所得税的方向发展。

　　李炜光：个税原来实行11个税目的分类所得税制，这种税制设计不是很严谨，后来逐渐向综合所得税制过渡，进展缓慢。直到去年，个人所得税的修法才有较大的改观，增加6项扣除，税率有所调整，并向综合所得税靠拢。

　　当然，现在还有一种说法，中国的个人所得税能否不向综合所得税制变化？为什么呢？综合所得税制，需要把所有收入来源归并到一块，一项一项扣除，这样的计算比较复杂。

　　每年的4月份是美国纳税申报月，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美国人自己都搞不清楚，有时候还要雇佣会计师算，实际上也加大了成本。因此现在有一种，把资本性所得和劳动性所得分开，分成两大类，这叫双重个人所得税。此外，个人所得税的级差应进一步减少，边际税率应该减低。

　　李炜光：现在我们的边际税率45%，为什么设置那么高的税率？还是怕富人们太富。其实，这只让富人有强烈的不交税意愿。边际税率达到45%，只减一个无足轻重的扣除，仍然构成沉重负担，很多富人干脆不交税。

　　我们去调研发现，有的企业家说，我已经十年没交个人所得税了。他是一个著名的投资家，收入肯定很多，但是他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做到不交个人所得税。这里面就存在违规的风险，企业家把自己放在潜在罪犯的，一点保障都没有。

　　因此，我们希望把边际税率降下来。降到多少呢？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不过35%，我们要从45%降到35%，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更低。过高的边际税率有“劫富”的思维，而富人恰恰可能是投资家。

　　富人，企业家，其实我们这个国家投资和创新的来源。现在有一个观念上的问题，要让中产家庭税负减轻，其实也要大胆让富人的税负合理化。过重的税收不利于中国的投资和创新。

　　原子智库：最后谈读者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个税起征点。个税起征点经过几次调整，似乎每一次调整都是在呼吁许久之后。很多人说，个税起征点可以和通胀率挂钩。

　　李炜光：个税起征点的变化非常缓慢，从一开始月收入800元到1600元，后来是3500，现在提升到5000元。如果在生活，这笔钱要租房子和吃饭，可能日子都过不下来。如果是部地区，可能就过得不错。未来中国的税制必须思维，要把地区的差异考虑进来。至少省级或要有这样的权限，根据本地物价指数，通胀率这些指标，测算本地经济水平，进而计算起征点，这样也许公平一些。

　　至于将个税起征点和通胀指数挂钩的提议，此前有人了很多年，没什么进展。我认为这种方向是正确的。英国个人所得税就是和通胀率挂钩，美国也有挂钩。中国的税制设计实行一刀切，这和国家的体制有很大关系。

　　人说，人生只有两件大事不可避免，那就是死亡和税收。税肯定要交，但应当建立普遍的轻税体制。将来中国不管以流转税为主，还是以所得税为主体，还是双主体，都要把这点放在首要。最近几年大家都在谈税负过重的问题，每年都在大力减税，可是两年后却发现税负更重，长此以往，经济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