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杰：米塞斯的货币非中性理论及对当前中国经济的
原标题：杨英杰：米塞斯的货币非中性理论及对当前中国经济的［摘 要］奥地利学派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米塞斯，通过对通货膨胀的分配效应分析，深刻地了货币的非中性特征，进而对商业周期和生产周期的运行规律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对于当前处于新常态的中国经济，仍然有着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米塞斯的货币非中性理论分析概要 在现代经济学的货币理论中,米塞斯的货币非中性论述极有特色，是奥地利学派商业理论的重要基石之一。米塞斯认为“货币在本质上对经济有它自己的推动力。” 货币数量的变化以及货币需求量、货币持有量的变化首先发生在家庭中，这种变化对于不同家庭来说是不一样的，然后才表现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米塞斯强调“货币理论的精髓， 在于认清了现金引起的货币关系的变动对于各种物价、工资率和利率的影响，既不是同时的，也不是相同程度的。”［1］ 以通胀为例，米塞斯解释了货币如何影响相对价格: 增发的货币并不是首先进入所有人手中，获益的个人也并不是同等程度受益，那些最先受益较多的人会在市场上为他们想购买的产品和服务支付更多的钱，他们的花费使得价格和工资上涨，但并不是所有的价格工资都上涨，这要依据这些人在市场上消费了什么类型的商品和服务，而且上涨的幅度也各不相同。所以通货膨胀引起的价格变化开始只是涉及某些商品和服务，然后逐渐扩散到市场上其他类型的商品和服务，最后各种商品和服务受影响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因此相对价格就存在变化与差异。所以米塞斯特别明确地指出，信用或者货币量的变化“决不会同时、同程度地影响所有货物和劳务的价格”。［2］ 货币非中性分析的基础上，米塞斯关于信贷周期的理论也很有影响。米塞斯强调货币注入所引起信用扩张导致的生产结构的比例失衡引起，以及随后的相对价格结构的变化。奥地利学派特别注重相对价格的变化，因为即使在价格水平稳定的情况下，信用扩张导致的资源错误配置也可能发生。［3］这一理论对于20世纪20年代繁荣时期美国的货币政策具有重要意义。［4］因为这一时期美国的货币增长率大致等于实际经济增长率，物价水平几乎不变，大多数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经济稳定，但随后的股市崩盘及大萧条充分验证了奥地利学派货币理论的正确性。 正如米塞斯所指出的，通过信用或者货币的增发而实现的这种繁荣——即扩张生产和所有物价都上涨的一般趋势［5］是不可持续的，“繁荣之能永久持续，必须信用继续而且加速地扩张。当借贷市场再也没有信用媒介的增加量投入的时候，繁荣就马上停止。”［6］ 米塞斯的货币理论告诉我们，银行信贷的扩张还会已有的正常的生产结构，进而扭曲甚至固化已趋的生产结构，最终导致萧条的发生。银行信贷的扩张会将金融市场利率降至自然利率之下。如果不是经济主体的时间偏好下降而是银行信贷扩张导致的利率下降，就会给市场发出错误的信号，企业的投资行为。当人为的新的银行货币进入到整个经济，消费者仍依照原有比例分配消费和储蓄及投资，甚至随着收入的增加将更多储蓄用于消费品的开支，那么，社会上将没有足够的储蓄来购买生产资料，生产结构发生了链条的断裂，企业对资本品投资过度已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所谓的过度投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二、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几点 第一，既要搞好货币政策的短期设计，更要注意政策的中长期衔接，特别是要那种过分追求的短期货币调控效果，而很可能中长期经济稳定增长的风险。对任何一个来说，为应对选民的压力，它都会尽量采取一些短期的政策乃至某种程度的饮鸩止渴的措施来竭力保持经济的繁荣。其中之一就是，会通过信贷渠道不停地向经济注水，确保市场流动性的充裕乃至泛滥，以维持经济的所谓增长。如果银行信贷人为扩张并将利率降到市场水平以下仅仅是一次性的，繁荣期会非常短暂。但关键是在的干预下信贷扩张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续不断的行为过程，市场利率会在较长时期内维持比较低的水平，从而刺激资本品投资不断扩大。实际储蓄不能满足实际投资的问题一旦，银行对企业盈利预期反转，利率的调整将不可避免;或者通货膨胀倒逼实施紧缩政策，或者先知先觉者提前逃离资本市场以致引发羊群效应，繁荣的好日子就到头了。企业高负债率、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经济结构扭曲等等，都必须得到彻底调整和清算，一大批繁荣期间投资的产业将破产倒闭，社会风险加剧，萧条将如约而至。 米塞斯的货币理论告诉我们，要对市场的过分干预。《美国大萧条》的作者、当代奥地利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罗斯巴德根据米塞斯的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理论，细致而全面地分析了美国20世纪20至30年代的经济状况，认为那场大萧条不是因为实行了“主义”的政策，而恰恰是过多地干预经济使然。运用奥地利学派理论对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进行的分析，也进一步了对市场的不当干预特别是长期维持低利率政策造成银行信贷过度扩张，是诱发金融危机的。 我国正处于“三期叠加”的发展阶段，经济呈现新常态，如何在中高速增长时期做到提质增效，着我们的智慧。特别是在产业结构调整时期，结构性失业可能会居高不下，这时的经济下行并不是总需求不足所致，而是投资过度或错误投资的自然结果，是市场对过往投资失误的调整使然。此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会分流一部分失业人员，但同时更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压缩过剩产能，生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不是依赖于银行信用的扩张来维持既有的扭曲的产业结构。 第二，切实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作用，在激发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同时，努力使回归到正确的。强力推进放权限权，建设、透明。经济新常态下，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这“三高一低”为主要特点的、带有计划体制痕迹的经济增长方式之转型紧迫性，可以说已是全民共识。在旧有增长模式框架之内经济很难有新突破，且不易生长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对于如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会出现在哪个行业哪个领域，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应十分确定，那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一定是生发于市场、成长于市场、壮大于市场，的主要工作是要培育好市场大，根据市场需求做好制度设计，畅通制度运行，监管制度执行。 第三，以公品和公共服务为突破口，大力推广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争取在更多领域和行业实现突破，要让该模式避免陷入单纯筹资的功利主义陷阱，真正成为新的制度创新。在总结经验、完善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国有企业，扩大深化PPP模式，不断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大投资 PPP 模式政策及资金扶持。比如，对符合条件的基础设施及公益类 PPP 项目，以划拨方式供应土地，保障项目用地需求；建立 PPP 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推动项目核准与其他相关行政审批并联办理，构建纵横联动的投资服务体系，依法加速前期手续办理。在 PPP项目具体实施阶段，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组织工程咨询、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等高水平咨询机构，为项目提供智力支持。 在保障 PPP 项目资金需求方面，应构建多元化融资渠道加以支持。比如通过建立地方与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鼓励金融机构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为符合条件的 PPP 项目在授信额度、质押融资、银团贷款、保函业务等方面提供融资服务。 第四，加快推进金融体制，鼓励支持民营资本在审慎监管下创设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扩大服务领域、降低服务成本、提高金融效率，积极净化金融生态、培育新生金融生态。放松银行业的准入，发展以民营银行为主的地方中小银行，完善城市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建立一个以中小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是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根本办法。 民营银行的出现，将在很大程度上优化中国金融生态。相较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民营银行资本相对不足，规模相对较小，这些看似缺点的特征天然地决定了其服务于中小微企业的必然性。比如，美国有七八千家社区性质银行，天生不具备竞争大客户的能力，专注中小微企业是其不二选择。小银行易于和小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融资关系，从而形成相应的信息和交易成本优势。民营银行在发展初期一般立足于本地，对当地的实际贷款人经济背景、家庭背景等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贷款征信成本相对较低，能发挥贴近当地经济、获取客户信息便捷、决策链条相对较短等地缘优势和信息成本优势，这种“地缘”因素对贷款人的约束更大，更有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 互联网为民营银行的适时崛起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外部条件。新成立的民营银行没有传统国有商业银行的人员、技术包袱，可以直接注入互联网基因。通过互联网，民营银行能够将个人、客户、中小微企业、优秀金融机构，打造成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圈。以深圳前海微众银行为例，其竞争优势可以归结为“互联网基因”、“创新”和“连接”。银行主要股东腾讯依托其在互联网领域的运营优势和经验，使得客户能更便捷地获得差异化的特色金融服务。微众银行也能够结合腾讯广大的客户基础、充沛的互联网产品数据、便利的网络优势，为消费者提供低成本、高便利性、普惠性的金融产品。同时，微众银行也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大数据分析，有利于强化风险管控。 民营银行的出现，在增加金融供给总量并优化金融供给结构的同时，其利用创新手段特别是互联网技术，通过强化风险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的水平，能够倒逼传统金融。这对于中国金融生态的优化，进而对于中国经济生态的优化，将会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 第五，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完善市场运行、优化交易主体结构、规范交易媒介运作、提升交易对象质量，尽快建立其符合新的经济发展要求的资本市场体制。举例来说，墙倒塌以后，波兰和捷克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但由于在股票市场发展上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导致两国公司在市场融资方面差异很大，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捷克在建立充分的市场基础制度之前就实施了大规模的股票市场发展计划，而波兰则采取了渐进式的发展思。波兰首先引进了非常严格的信息披露标准，接着建立了类似于美国证监会的机构，以确保这些信息披露标准和其它少数股东的制度能够得到执行，之后才进行股票市场的大力发展。几年以后，事明波兰的道是正确的。捷克的股票市场在一开始规模很大，但是当小投资者认识到自身利益缺乏之后，市场迅速萎缩，结果就是捷克的公司失去了重要的融资来源。相反，波兰的股票市场开始规模较小，但后来的成长非常迅速并很快超过了捷克。 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重点要完善市场运行、优化交易主体结构、规范交易媒介运作、提升交易对象质量等。所谓完善市场运行，是指要不断完善资本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形成良好的市场。“公开、公平、、透明”的良好市场，能够为资本市场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以投资者权益，有利于投资者特别是社会投资者自身权益。 优化交易主体结构，主要是指要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拓宽合规资金入市渠道。以散户为主的股票市场，其波动幅度相较以机构为主的市场要大得多，股市投机性风险性也随之增加。要继续支持保险资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长期资金以多种方式投资资本市场，研究其它各类合规资金投资资本市场的制度安排，形成多元化、专业程度高、具有竞争性和互补性的合格机构投资者格局。 规范交易媒介运作，主要是指要进一步推进证券公司综合治理,不断完善证券经营机构规范运作的基础性制度。提升交易对象质量，主要是指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夯实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石，特别是要大力健全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各项基础性制度，促进上市公司进一步提高透明度，完善治理结构，全面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经过多年的和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明显加强，上市公司质量不断提高，投资者结构逐步改善，市场监管进一步加强，市场运行机制不断深化。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但是我们要地认识到，我国资本市场建立发育时间还不长，许多方面不够成熟，亟待完善，构建透明高效、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运行安全的资本市场是一项长期任务。 ［作者简介］杨英杰（1970-），中央党校报刊社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参考文献］ ［1］米塞斯.货币的非中立性［A］.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C］.新星出版社，2007.79. ［2］［5］［6］米塞斯.人的行为［M］.夏道平（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508,684,685. ［3］Hayek,F.A.（1925）.The Monetary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Recovery from the 1920 Crisis,in Money, Capital and Fluctuations: Early essays, edited by Roy McClough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5-32. ［4］Garrison, Roger W., and Israel M. Kirzner. 1987. “Hayek, Friedrich August von.” In John Eatwell, Murray Milgate, and Peter Newman, eds.,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ol. 2. London: Macmillan, 60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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