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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边界与现实约束

　　——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思考

　　文／伍戈CF40·青年论坛召集人，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谢洁玉经济学博士，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摘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凯恩斯主义成为主要国家走出危机的指导性政策方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立足于短期视角，主张通过扩张货币或财政政策进行总需求管理，但其有特定的理论边界或现实约束条件，这些都可能影响其在实践中作用的发挥。具体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受到名义利率下限与流动性陷阱的约束，扩张的财政政策会受到政府既有债务水平及赤字率的限制。如果考虑跨期动态因素，当期过度的投资需求可能引发未来的产能过剩。此外从结构性视角来看，经济结构的扭曲因素会削弱总量性政策的效果，而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日益加强的复杂交叉联系会制约宏观政策的实施。

　　当前我国正处于“三期叠加”的转型时期，建议应保持中性适度的货币环境，合理利用财政政策的空间，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进程。结合现实情境的演进，未来我们有必要时常考量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边界与现实约束条件，不断探寻宏观经济理论的推陈出新。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结构性政策

　　一、引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事实上均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视为挽救经济、走出危机的“杀手锏”，即不断地实施积极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总需求。危机爆发至今已近八年，放眼全球，经济增长依然不尽如人意，部分国家还有陷入长期通缩泥潭的风险。围绕危机的宏观研究层出不穷，经济学家们对政策的争论从未停止。虽然主要国家仍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范畴内寻找适合自身的经济复苏路径，但各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组合、实施力度、瓶颈制约和政策效果不尽相同。

　　鉴于“大萧条”时期的教训，美联储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果断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以化解金融恐慌，并实施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避免经济陷入深度衰退（Bernanke，2015）。然而，Bernanke（2014）也坦言货币政策有如钝器，虽有总量性影响却无法解决结构性问题，因此需要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并注重两者搭配使用。

　　目前美国经济似乎已呈现初步复苏的迹象。再看日本和欧洲，虽然都相继采取了经济刺激计划，但其直接效果不如美国明显。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日本央行一度将名义利率降为零，并且早在2001年就开始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对经济疲弱和通缩的改善似乎基本无效，被不少学者视为“流动性陷阱”的现实版演绎（Krugmanetal，1998）。2016年，日本开始实施负利率政策。另一端的欧洲，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1年欧债危机使其经济面临双重冲击，财政政策在扩张与紧缩的抉择之间陷入两难，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仍在持续。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鉴于2008年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遗留问题，经济学家们对于是否应再次较大规模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措施存在诸多争论。一方面，有观点认为我国需要保持总需求的可持续增长，政府可以扩大在基础设施、环保领域、产业升级、城镇化等方面的有效投资，从而带动技术创新和生产率提高（林毅夫，2016）；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凯恩斯主义只是用来应对短期经济困难的处方，不适合用来应对长期经济问题，而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力量（吴敬琏，2015）。

　　诚然，凯恩斯主义已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但其有哪些理论上的前提假设，有何现实约束条件，边界在哪却少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从各国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经验来看，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不幸的国家各有各的原因”。凯恩斯主义提倡通过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对经济危机，但各国在实践中如何运用、力度多大、瓶颈在哪以及是否有效，并没有统一答案。事实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本身的理论边界或约束条件，往往是政策制定者容易忽略的环节，这也有可能是各国实践中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本文试图结合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对上述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思想：再回顾

　　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问世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诞生，并由此掀开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独立篇章。在此之前，古典经济学几乎统领着整个经济理论体系。大萧条早期的“清算主义者”秉承古典经济学思想，他们坚信市场具有灵活的自发调节机制，反对政府干预，并默默等待市场自动出清。虽然市场机制最终会使经济重新寻找到均衡，但经济衰退的底线在哪里，衰退过程的剧烈程度如何，何时才能企稳复苏，都无人知晓。为解决当时的大规模失业、经济极度萧条问题，凯恩斯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宏观经济学框架及其系列政策主张。其核心思想大致可归纳如下（如图1所示）：

　　图1凯恩斯对宏观经济运行规律的推演

　　资料来源：笔者自行整理绘制。

　　一是凯恩斯立足于短期视角，设定了一些短期内不变的因素。因为“长期人们都会死去”，所以凯恩斯不像古典经济学家一样“执拗”于长期，而是专注于短期视角去摸索宏观经济运行规律。这些短期既定因素包括：技术水平、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存量等（可理解为生产各种商品和劳务的要素资源）。虽然凯恩斯指出这些短期既定因素也会影响其它变量，但他暂不考虑它们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总之，凯恩斯将其分析框架锁定在了一个较短的窗口期，没有涉及跨期或中长期分析。

　　二是凯恩斯探寻了分别决定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因素。传统古典经济学认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能够通过利率自动调节。而在凯恩斯看来，决定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是两组独立变量。消费需求由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决定，而投资需求由资本回报率和利率决定。其中，资本回报率由资本存量和资本预期回报率决定[9]，其与资本存量呈反向关系，与资本预期回报率呈正向关系。利率则受到货币供应量和流动性偏好的影响。由于流动性偏好的存在，央行调节货币供应量不一定能有效带动利率变化。

　　三是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概念，并认为这是经济常态。在总供给方面，全社会的生产边界是各种要素资源“物尽其用”（例如劳动力充分就业）时的最大产出。在总需求方面，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人们并不能将所有产出都消费掉，由此形成的缺口需要投资需求来填补。但投资需求本身由资本回报率和利率决定，并不恰恰能够填补该缺口。因此，当总供给和总需求决定的均衡就业水平小于充分就业量时，就会出现失业现象，凯恩斯将此种情况定义为总需求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值得注意的是，有效需求不足并不是指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而是指总需求小于实现充分就业条件所要求的潜在总需求水平。

　　四是针对上述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凯恩斯提出了总需求管理的政策建议。在短期视角下，人们的消费倾向变化缓慢，消费需求上升空间很小，故凯恩斯着眼于提升投资需求来扩大总需求。在货币政策方面，由于经济萧条时，大众商业心理消极，资本预期收益率下降很快，较低的资本回报率难以激发投资者热情，因此货币当局需要下调利率，使之低于资本回报率以促进投资；在财政政策方面，政府则需要扩大财政投资，以弥补私人部门投资需求的不足。

　　四、基本结论和政策建议

　　上世纪30年代诞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摆脱当时的大萧条提出了系统性的政策应对方案，开创了近代宏观经济理论体系。虽然上世纪70年代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因为难以解释“滞胀”现象而日渐式微，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凯恩斯主义似乎再次回到政策舞台中央，成为各国走出危机的“指导方针”。危机以来，无论是中心的发达国家还是外围的新兴市场国家，纷纷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计划，然而效果参差有别。如同任何经济理论一样，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其理论边界或现实约束条件，而实践中人们对边界或约束条件的认识不足，很可能容易造成凯恩斯主义的不恰当运用以及政策的效果差异。

　　回顾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后，我们从经济理论与现实案例的角度归纳总结了其理论边界和现实约束条件。

　　第一，名义利率下限和流动性陷阱制约着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已被证明在防御经济衰退和通缩风险上收效甚微。

　　第二，政府债务水平及赤字率制约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1年欧债危机的双重打击下，不少欧洲国家既需要扩大财政投资，又需要削减赤字率，财政政策实际上陷入了两难困境。

　　第三，当期过度的投资可能会抑制未来的总需求并形成下一期的产能过剩。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巨大产能过剩压力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大规模投资刺激政策不无关系。

　　第四，总量刺激政策的效果会受到结构性问题的影响。对资本回报率或利率不敏感的软预算约束部门大量存在，既容易造成要素配置的扭曲，又易使宏观总量政策陷入“扩张还是不扩张”的两难困境。

　　第五，金融市场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了复杂的互动影响，其对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政策提出了诸多挑战。全球金融危机后，主要央行纷纷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容易催生金融资产泡沫，而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也可能会给宏观政策实施带来复杂的回溢效应。

　　综观上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边界和现实约束条件，并结合我国当前“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宏观经济金融环境，我们建议：

　　一是应保持中性适度的货币环境。尽管迅速放松的货币政策在紧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功不可没，但在后危机时代，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复苏的边际效应在不断减弱，不宜对通过宽松货币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抱过高期望。特别地，过度的货币扩张极易带动居民消费品、金融资产、房地产等一系列价格的迅速上涨，极端情况下不排除出现“滞胀”的可能性。同时，我们有必要密切关注广义通胀等综合反映价格与流动性的指标。

　　二是在可持续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水平范围内，合理利用财政政策的剩余空间，提高投资效率，多措并举降低杠杆率。积极推进“营改增”改革、调整社保费率等财税领域改革，降低企业负担。此外，政府投资不应“病急乱投医”，而是要发挥结构性调整功能，致力于中长期环保、教育、改善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投资。通过破产重组、资产出售等市场化方式化解非金融企业的高杠杆风险。

　　三是加快实施具有“治本”功效的结构性政策。理顺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对软预算约束等领域的结构性改革可能引起的短期经济下行等要保持一定的定力，提高对经济增速波动的容忍度。鼓励不同产业、不同生产环节、不同流通领域的制度创新。创新并不一定是“疾风骤雨”式的大变革，而可能只是一些“和风细雨”式的平凡举措。

　　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当前的许多政策效果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例如，非常规货币政策对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效果、加大政府投资与去杠杆之间的取舍、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的互动效应等。因此，需要不断结合实际情况，加深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解甚至进行创新。放眼历史长河，每一场大的经济金融危机几乎都会激发经济理论的创新。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让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占据主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似乎重回现实政策应对的舞台，但目前对其政策效果的质疑和争论也与日俱增。或许，崭新的经济理论正在孕育之中，而我们对凯恩斯主义的理解也必然会随着经济现实的发展而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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