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业务交易关系决定治理交易关系。以威廉姆森为例，他认为：交易发生的频率、交易的不确定性程度和种类以及资产专用性条件，会影响一个交易是所有权交易还所有权交易。

　　第二，所有权最好由某一类利益主体拥有。其代表是亨利汉斯曼，在代表作《企业所有权论》中，亨利汉斯曼通过比较不同利益主体的治理交易成本（所有权交易的成本、市场交易的成本，其中“市场交易”对应前文我们定义治理交易关系中的“非所有权治理交易关系”），确定应该由哪一类利益主体作为企业组织的所有者，换言之，是在合作社（其他要素合伙制）与公司（资本合伙制）之间选择。

　　第一个逻辑中，我们需要对业务交易关系和治理交易关系做一个区分和分析。业务关系对应具体交易，对应现期收益；治理关系对应组织，对应未来盈利能力，这就给分离处理业务交易关系和治理交易关系奠定了基础。如何分离，我们不妨来看一个例子：

　　某蛋糕生产企业让员工组成协作小组，企业只跟发起的小组长交易，首先采取计件工资（业务关系），结果在较短时间之内，小组就找到了彼此合作的方式，分工专业化，流水线精细管理，生产率提高了一倍。

　　第二步，由于要根据完成的件数来计酬，因此每个蛋糕都打上二维码，可以知道每道工序是谁完成的，如果在后面工序发现前面工序的问题，直接扣除对这个工序的计酬，省去了质检人员。

　　第三步，每个小组有的工作台，匹配的水表和电表，按照历史数据供应水电流量，剩下来的部分，小组承担大头，企业承担小头；物料也是如此。浪费大大减少。

　　第四步，这些小组为个体户，企业和他们之间进行订单交易（治理关系），这样企业省去了五险一金，而这部分，实际上员工是不看重的，因为他们不大可能在大城市里养老。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业务交易关系和治理交易关系并不必然要有对应关系。原因在于，威廉姆森的理论有两个潜在前提：第一，资本是核心生产要素；第二，所有权只考虑核心生产要素，并不考虑非核心生产要素。因此我们会发现，交易发生的频率、交易的不确定性程度和种类以及资产专用性条件，讲的都是资本的属性（威廉姆森也讲人力资源的资产专用性，但其隐含的假定是与设备一样，资本所有者拥有人力资源的剩余所有权）。而以上的例子，核心生产要素除了资本，还有劳动力。由于劳动力主要面向交易，因此用业务交易关系解决；资本主要面向组织，用治理交易关系解决。

　　第二个逻辑中，亨利汉斯曼的假设是只有一类利益主体（主要是为了利益方向的同质性）可以获得企业所有权，而且一般来说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收益权是一致的。这个逻辑在交易结构不断创新的时代，也受到了很大挑战。一方面，事业合伙人的出现是一种创新，使企业的所有权可以由多类利益主体分配；另一方面，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收益权也可以不一致，通过公司章程或设置同股不同权，都有可能实现这一点。以京东上市时为例，刘强东拥有18.8%的股权。IPO之后，刘强东持有京东20.5%的股份，全部为B类股，根据京东AB股投票权1比20的设置，刘强东拥有京东83.7%的投票权，仍然牢牢地掌握着京东的发展方向。

　　如果有多类利益主体，可以采取多重治理结构，在每一重治理结构中，都保持利益主体的同质性。例如典型的投资基金一般采取两层合伙人结构，有限合伙人(LP, Limited Partner)负责出资，普通合伙人(GP, General Partner)负责投资管理，这是控制权的分配；收益上，普通合伙人收取基金总额2%的管理费，加上投资收益20%的分成，这是收益权的分配。这里，普通合伙人是同质的一类利益主体，有限合伙人是同质的另一类利益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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