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已经到了经济结构和市场结构都需要进行调整的关键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已经到了一个关键阶段。此时，无论是需求管理还是供给管理、内需管理还是外需管理、产业发展还是结构调整，以及经济政策工具选择和宏观经济调控体系，都需要进行全面的战略思考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中央银行适时调整偏好，制定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是确保“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关键所在。

　　传统的泰勒规则理论认为，中央银行主要针对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对称地调整名义利率，即中央银行损失函数是包含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二次损失函数。然而，传统的二次损失函数并不能刻画中央银行面临复杂宏观经济形势时，所表现出的非对称偏好特征。事实上，尽管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和物价稳定是一国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但与经济过热相比，经济低迷时进行宏观调控所面临的压力更大。因此，与正向的产出缺口相比，负向的产出缺口对中央银行的损失函数影响更大，可把中央银行这种偏好称之为规避经济收缩偏好。在总需求冲击存在非确定性的条件下，面对负向的产出缺口时，中央银行将执行更加谨慎的反周期调控。

　　而在稳定物价方面，中央银行为合理引导通胀预期，增强其在面前的信誉，通常与反向的通胀缺口相比，中央银行更厌恶正向的通胀缺口，可把中央银行这种偏好称之为规避价格通胀偏好。在总供给冲击面临非确定性的条件下，中央银行面对正向的通胀缺口时，将实施更加谨慎的反周期调控。

　　在“十三五”时期，我国主要面临的是经济下行压力，通货膨胀压力并不明显。在此宏观背景下，中央银行将更加关注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反向偏离，而对通货膨胀与目标通胀正向偏离的关注将有所减弱。即“十三五”时期，我国中央银行将表现出明显的规避经济收缩偏好。

　　理论研究表明，当中央银行损失函数为二次损失函数，总供给曲线为线性时，对应的中央银行最优货币政策规则是线性泰勒规则的形式。即当中央银行按照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线性调整短期名义利率时，中央银行能够实现最小的福利损失。然而，当中央银行损失函数不能由二次损失函数刻画，即中央银行存在非对称偏好时，无论总供给曲线是线性的还线性的，此时线性的泰勒规则均不是中央银行最优的货币政策规则。特别是当中央银行存在规避经济收缩偏好或规避价格通胀偏好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将存在明显的非对称特征。即针对正向和负向的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名义利率将不同的权重。与正向的产出缺口相比，中央银行利率调控针对反向的产出缺口的权重将更大一些。稳健略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成为“十三五”时期宏观调控的主旋律。同时，考虑到通胀压力较小，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更加关注产出的波动。

　　与相机抉择型的货币政策相比，尽管规则型货币政策可以实现更大的社会福利（更小的福利损失），然而由于受各种不确定性的影响，导致中央银行在具体货币政策调控中并不是完全按照规则进行，也包含一定程度的相机抉择成分。体现在利率反应函数上，中央银行并不是每期都将名义利率设定为规则值，而是存在一定的平滑倾向，其中平滑参数越大，表明中央银行在执行规则型货币政策时，相机抉择成分所占的比重越大。另外，如果中央银行严格按照某一特定规则实施货币政策，那么将会根据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实时调整名义利率等工具变量。这不仅会引起资本市场震动，影响货币政策操作的持续性，还会导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可信度的下降，并影响对未来货币政策调控的预期。因此，中央银行不应一次性地将短期名义利率调整到货币政策规则值，而应有目的地缓慢调整，此时货币政策工具变量的调整表现出一定的黏性。“十三五”时期利率的小幅高频调整，将是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特征。

　　尽管按照经济学相关理论，在中央银行偏好以及总供给曲线给定的情况下，通过最优化中央银行的福利损失函数，能够求解出中央银行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中央银行按照该规则执行货币政策时，能够实现最小的福利损失。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仍然受外部的影响，按照事先设定的规则实施货币政策存在一定的困难。

　　例如，在“十一五”期间特别是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上半年，我国通货膨胀压力较大。2008年2—4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连续3个月涨幅超过8%，而我国并没有采取调高利率的手段来通货膨胀。其原因是此次通货膨胀属于结构性通货膨胀，领涨的主要是粮食、猪肉等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以及居住价格等。由于粮食、猪肉等食品价格主要受自然条件、疫病和生产周期等影响，而能源价格则主要受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二者都不是主要由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多少所左右的。因此，治理食品、能源价格上涨，仅仅靠货币政策难以奏效，货币信贷收缩过度反而会影响正常的经济增长。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当时的利率水平已经偏高，如果仍然采用调高利率来控制通货膨胀，会拉大国内外的利差。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和国内资产价格上涨的预期将进一步加强，外资和热钱进入中国的动力将进一步加大。这必然导致资本金融项目顺差的扩大和外汇储备的持续快速增长，不利于我国改变国际收支失衡的局面，也不利于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的解决。

　　需要注意的是，近几年，国内房价特别是一、二线城市房价涨幅过快，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泡沫，“脱实向虚”与实体经济下行压力并存。此时货币政策特别是利率政策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中央银行在实施好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同时，应更好地平衡稳增长、调结构、抑泡沫和防风险之间的关系，为供给侧结构性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保持流动性基本稳定，综合运用价、量工具和宏观审慎政策预调微调，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房地产泡沫，按照“因城施策”原则对房地产信贷市场实施调控，强化对住房金融宏观经济的审慎管理。

　　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及通货膨胀的持续回升，美联储未来加息的预期更加强烈。尽管人民币汇率的抗跌能力较强，加之前期外债去杠杆，主动跨境流动风险，但在美联储加息的背景下，我国人民币汇率未来仍面临贬值压力，国内货币政策或被动收紧，这对目前宏观经济下行趋势常不利的。中央银行应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机制，提高我国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制衡美联储加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外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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